【刘少奇终于未能保护他们】刘少奇传简历

发布时间:2019-03-30 02:53:01 来源: 教育文本 点击:

  在田汉、王蒙、邓拓、杨献珍、李锐、盂超等蒙冤受届时,刘少奇理解和同情他们,曾尽力为他们主持公道。   刘少奇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解和爱护知识分子。多年来,作为党的组织、人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经常要求全党正确对待和团结知识分子,并身体力行,尽心竭力为知识分子干部排忧解难,主持公道。笔者曾有较长时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秘书,少奇同志的许多指示都是通过安子文执行的,因而我得以知道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至今难忘。
  
  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
  
  全国解放前后,中央选拔重用了一些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干部,如陈忠经、南汉宸、卢绪章、林海云等等。北京市也起用了一批熟悉城市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城工部学生干部,他们多是一些名牌大学的优秀人物。当时,一些从根据地进城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干部不理解、不服气、看不惯,多有非议。为了党的事业,刘少奇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多次强调要公正对待,加强工农干部同知识分子干部的团结。
  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52年在全国清理中层干部的运动中,田汉的三弟被打成“反革命”,田有意见,多次上书中央为三弟辩白。毛泽东对此很恼火,认为田汉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政治历史复杂,同国民党上层文化官僚张道藩关系不清(实属地下党工作需要),又对党的肃反政策不满,因而几次流露出对田的不信任。当时,刘少奇分工负责全党的组织工作。虽然审干工作由各级组织部门主管,但一直未对田汉进行什么审查。其后社会上对肃反工作反映颇多,许多民主人士提出不少意见,毛泽东也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田汉的问题遂得以进一步淡化。可惜,“在劫难逃”。由于田汉了解江青在上海那一段见不得人的历史,江对田恨之入骨。“文化大革命”中,田汉终于惨死在江青一伙的手中。
  
  为王蒙、邓拓主持公道
  
  1957年上半年,王蒙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调入北京市区级组织部门工作不久,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发表于报刊。在反右派运动中,王文受到批判。刘少奇很快找来这篇文章,看后,即让王光美打电话给安子文,转告他的意见说,王蒙年轻,刚到组织部门工作感觉比较敏锐,发现一些问题是自然的,不要挫伤他的积极性,不应划为右派(大意)。安子文完全同意刘的意见并向有关方面作了转达。但是后来不知怎么阴差阳错,还是把王蒙划为右派分子了。当时连北京市委组织部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当王蒙被下放新疆后,分管组织工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还让查清是怎么弄下去的。
  同一期间,邓拓任《人民日报》负责人,因未把《我们工人要说话了》这篇所谓“反右第一篇有分量的檄文”排到报纸的头版头条之类的事情,被毛泽东斥为“死人办报”。刘少奇了解邓拓。早在1956年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时,邓即向中央上书表示自己德才不够,坚决不当中委候选人。刘少奇认为他这样谦虚,不争名利,对他印象很好。当得知邓受批评后在人民日报社呆不下去了,有的地区、单位也不敢接受他去工作时,刘少奇同中央书记处的邓小平、彭真等都认为邓有能力、有才气、有贡献,共同商定由北京市委安排工作。1958年9月,邓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大区重建后,改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
  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时,国务院文物局负责人向康生等反映说,邓拓把荣宝斋的文物字画拿到家里张挂,还和一些文化人经常在一起观摹评论。康生一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他抓住这一情况立即向中央告了邓拓等的“御状”。当时,安子文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多方为邓拓开脱,几次在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上讲,文人都有爱好文物古董的习惯,邓拓把荣宝斋的字画挂在家中观摹是公开的,有借有还,同一些同志在一起评论研究也是正常的,不是什么问题。直到“文革”开始,批判“三家村”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安子文还都认为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学术问题,谈不上什么政治问题。后来他们自身都难保,也就遑论保护邓拓他们了。
  
  支持安子文,保护杨献珍
  
  50年代后期,康生在中央猖狂弄权之时,要把他的妻子曹轶欧安排到中组部任理论处长、甚至副部长。安子文从刘少奇、邓小平处得到信息后,当即表示不欢迎她。为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意见,安子文安排了一次部务会议讨论曹的任职问题。当时中组部的正副部长一致反对曹进中组部,有的副部长提出,曹如调来,中组部将无宁日。了解情况的同志还介绍了曹在延安时配合康生整干部的事。中组部向书记处反映大家不欢迎曹到部里工作后,中央决定调她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曹初到党校时,对校长杨献珍貌似谦恭,一口一个杨老叫着,时时讨教,但居心叵测。
  杨献珍是党内知名理论家,早在三十年代被国民党关押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监狱时,他就是一群年轻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师。安子文等一批后生,都对他十分敬重。他生性耿直,嫉恶如仇,碰到不合理的事憋不住,直言为快,用语尖刻。在“大跃进”的年代,他曾到河南鲁山等县考察,对大刮“共产风”以及干部的虚报浮夸不能容忍,直斥鲁山的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供给制、吃食堂为“叫花子共产主义”。为此,在反右倾运动中大受批判。康生在中宣部分管高级党校工作时,曾组织党校某些领导干部,并运动群众,连续批斗杨280多天,不让过关,以致杨偌大年纪经常痛哭流涕。安子文在取得书记处同意后,不时去党校安慰杨献珍,为他排解痛苦。安每次去党校后,都感慨良多,感叹康生、曹轶欧又故态复萌,大整好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为了保护杨献珍,决定调王从吾(曾任中组部副部长,为人公道正派)去高级党校工作。不料王调到新岗位不久,在康生的操纵下又遭到围攻,难以工作下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不得不又调林枫(曾任中央文教办主任,年轻时曾任刘少奇秘书)去高级党校保杨。但在1962年,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杨的“合二而一”论后,谁也再无法保他了。
  
  反映民情,不能认为是反党
  
  李锐同志是党内懂理论、善写作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之一,1958年曾被毛泽东指名任他的兼职通信秘书。1959年,李锐奉命列席庐山会议。在庐山追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反党集团”案件中,当涉及到议论毛泽东有如“斯大林晚年”时,李锐为了保护田家英、周小舟等人,主动承担了责任。在最后一次核对材料的会议上,他猛地站起来说,这些话是有人听错了,不是田家英而是我议论了主席,会场哗然。当时刘少奇正主持会议;他敲着桌子严肃地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就这样把事情岔了过去,暂且保护了田、周、李等人。庐山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邓小平等都认为李锐不能定罪。后来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还公开提出,彭德怀等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意见,反映民情,不能认为是反党。但庐山会议前后,全党只允许一种声音,彭、黄、张、周仍被定为“反党集团”,李锐则被定为“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我的父亲孟超,不幸竟是江青的同乡、邻居,又了解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底细,于是祸从天降。1962年,江青、康生强要江苏省京剧团公演孟超的剧作《李慧娘》。当时江苏方面提出公演不具备条件,既无经费,也无服装道具等,江青打保票说给予支持,并很快从上海等地为之借来了戏装,解决了演出费用等。不料公演后,江青回京即向毛泽东汇报说鬼戏泛滥,并以《李慧娘》为靶子,大造围剿舆论。当时,刘少奇另有所闻,对此事持保留态度,曾让安子文弄清楚演出《李慧娘》的来龙去脉。安子文即让我回家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保密纪律严格,特别是像我这样当过部长秘书的人,更须谨言慎行,不敢稍有疏忽,怕捅漏子;又怕给老父增加精神压力。于是,我隐瞒了领导意图,只以个人身份,似在无意中向父亲询问了《李慧娘》是怎样演出的,是有人支持还是自发写出剧本的等一般问题。当时父亲完全不了解中央的情况,更不愿牵连别人,只淡淡地回答说,是自己想写的,至于演出情况更不了解。我如实向安子文作了汇报,事情只得到此为止了。作为受害者的女儿,自己将终身引为遗憾的,就是当时没有将此事的经过和江青、康生的阴险狡诈彻底了解和认识清楚,进而让父亲知道并向中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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