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主陕纠“左”:1964年西北局第一书记

　　陕情堪忧 　　 　　1964年11月，胡耀邦接到中共中央的任命：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12月1日，胡耀邦去西北局报到。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不能理事，由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分别主持党委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实际上西北区候补书记王林起着重要作用。胡耀邦同王林交谈时，王林向他介绍陕西的阶级斗争如何严重，干部队伍如何不纯，并且指名说：赵守一和常务副省长刘邦显表现很右。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介绍，使胡耀邦悚然感到了陕西情况的复杂。
　　为了充分而准确地掌握陕西的情况，胡耀邦仍然从深入的调查研究入手。他了解到，从西北局起，就十分强调陕西这里“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因而说这里阶级斗争格外激烈。所谓“彭、高、习”，就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教运动中，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敌对分子，或有这样那样政治、经济等问题而遭抓捕或被惩办，省委的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尤甚。据统计，1964年逮捕六千四百余人，拘留五千余人，平均每天捕三十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即所谓“双开”）的脱产干部六百六十多人，受其中一种处分的干部，加上教师和不脱产的党员，就达四千五百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百分之四十五，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百分之七十六。三县在批判斗争中共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非试点的面上也发生浮动乱斗现象：西安市一度打击了九千五百多“投机倒把分子”；陕南凤县社社都反了普通农民，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被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在党政机关，由于西北局发出党政干部要清查阶级成份和阶级立场的规定，政治空气也十分紧张，半数左右的省级部、委、厅和各地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被看作是烂了和有严重问题；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在文艺界，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一案的株连，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批判为“大毒草”，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恨而死。
　　面对这样复杂严峻的形势，胡耀邦不能不忧心忡忡，思虑百端。但他坚定地认为，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第一要义。关于社教运动，胡耀邦出语谨慎。他没有对运动的全局部署发表评价性意见，但他认为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必将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因此他说，看来捕人多了点，“双开”多了一些，夺权打击面宽了一些，因此他委婉地提议：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根据他的提议，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
　　
　　社教争端
　　
　　两个星期以后，1964年12月14日，胡耀邦又返回北京，出席于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请参加会议的各地党的领导人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胡耀邦也被请出席。后来这次会议实际上开成了长达一个月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听到的一些意见都不满意，他要求大家“冲口而出”地讲话。胡耀邦听了毛泽东的号召，连续写了几个晚上，最后在12月24日完成了《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
　　在这份九千多字的报告里，胡耀邦说：“全省已经清洗了（即双开）六百六十多个脱产干部。性急了一点。性急了就难免出差错。”又说：“如果否认他们（干部）中的大多数能够在群众充分发动的条件下，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的条件下，可以进步，可能变好，因而不采取思想从严，处理从宽，而采取大批处分和清洗的办法，看起来似乎是彻底革命的办法，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消极的错误政策。”对于补划漏划地主富农成份的问题，他说：“土改时确系地富成份，但几经沧桑，现在剩下孤老残疾，生活相当穷困的，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和家底已经一般，本人表现老实的，补划不补划？前一种属于可以不划的，后一种属于可划可不划的，我主张不划。”胡耀邦未曾料到，他那《走马到职报陕情》，讲了那么多陕西社教中的问题，特别是直接报到了毛泽东那里，也使西北局和陕西省某些决策人大不舒服，从而埋下了不尽的争端。
　　
　　力挽狂澜
　　
　　会议一散，胡耀邦就马不停蹄，于1月17日回到西安。
　　按照他的安排，次日，1月18日，就在丈八沟招待所召开了陕西省委工作会议，一方面传达、学习、贯彻会议制订的《二十三条》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一方面以力挽狂澜的决心和气概，鲜明地指出陕西社教运动中的“左“的表现，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纠偏的政策思想。
　　他说，由于社教运动中的偏差来自于思想上的偏差，即认为大多数干部都不好，都要斗；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都不能依靠。“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想法。继续发展下去，就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就可能产生冒险政策，使大好形势受到严重的挫折。”因此，他又重申了“三个暂停”：抓人上，除现行反革命和民愤极大者外，暂停一下；夺权暂停一下；“双开”停下来。他说，“不管怎么样，我看几个暂停还是对的。”他提出，对“集中训练”即变相关押的人员不要虐待。把《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成监视，不要当犯人看。春节临近了，要让他们回家过年，跟老婆孩子团聚。这怕什么？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他老婆孩子的问题嘛。不让他回家过年，谁对我们都不同情，人民不同情，连娃娃也不同情。他激愤地说：我们到处搞隔离，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还有什么大好形势？
　　他进一步说：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我们共产党的本事在哪里呢，就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处分人、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他说，我们省社教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坚决有余，清醒不足。我们不但要有坚决的革命精神，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有科学分析。下面的干部早就有人对社教的做法提出批评，结果受了处分。我主张减轻他们的处分，以奖励讲反面意见的人，要树立这样敢在风头上讲不同意见的榜样、敢进行批评的标兵。他说，对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具体分析，避免形而上学，因此不能用静止的办法观察与解决问题。一条最好的办法就是领导大家向前看，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见现在停下来，不要争了。比如某地土改是否彻底，争不清楚。留下来，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
　　他这一番讲话，无疑会把参加会议的省、地、县领导干部的头脑搅动得翻腾起来。它太具挑战性了。以前认为是最革命的做法，他否定了；长期坚持的只能如此的观念，他推翻了；长期习以为常的是非标准，他颠倒过来了。他的论调同陕西干部过去一直听惯了的论调大不一样，但大多数人能够接受，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能接受。
　　事后，胡耀邦拿着他这次讲话的记录稿去见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把稿子留下，后来也没说什么，胡耀邦认为是得到了肯定，便放手做开了。
　　胡耀邦一面参加省委工作会议，一面又直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各界人士中去，亲自宣讲《二十三条》。每到一处，他都要着力强调，这场运动所要解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什么是大是大非问题？这就是锋芒要对准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是走资派？就是那些大贪污分子，大投机倒把分子，做官当老爷、蜕化变质分子。他说，不能用那些枝节问题、无原则问题去冲淡、转移、干扰大是大非问题。但是，“有些地方搞了一些细枝末节、鸡毛蒜皮。比如说，有些地方整社员、整工人、整学生”，这就走偏了方向。他说，社员、工人、学生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缺点与道路是不同的，不要把缺点当作道路问题。大题小作不对，小题大作也不对。
　　针对滥揪历史问题和阶级出身的现象，他说，出身是无法自己选择的，但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在对西安市文艺工作者讲话时他动情地说：剥削阶级子女有无前途？我们说，一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都有前途。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几十年前许多都是地主、资本家子女。我国有500万知识分子，我看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就是说有350万，都抵得上一个小国家了。如果都不要，那怎么行呢。一切问题都要作阶级分析，但不是唯成份论。唯成份论不是马列主义的。
　　他还每次都要提到打人的问题。他说，一些地方在运动中打人，连文化单位也开打。打人要严格制止，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许打人、骂人。打人骂人，无非是逼供信，这样做，怎么能不出冤案？
　　当时一些人特别热衷整生活作风、生活细节，特别是“男女关系”问题，使不少人为一般的“男女关系”问题受到很重的处理。胡耀邦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就是有关系嘛。青年正常恋爱，整人家干什么？那么封建，那么庸俗，那么低级趣味呀。我们反对的只是道德败坏，但事实没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他说：我讲一个原则，领导干部道德败坏的，影响党的威信，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社员、工人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问题。他还提到，有些地方批判女孩子梳长辫子是资本主义，留短发才是社会主义。他说，晓得是哪里刮来的这股妖风！这是形而上学的东西。陕西的同志爱吃面，南方人爱吃大米，吃面就是走社会主义，吃米就是走资本主义？
　　眼看春节来临，在极“左”思潮弥漫的社会气氛中，群众吃好点喝好点，给亲友拜年，农村里办社火、闹花灯，都会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行为。胡耀邦说，“过革命化春节”，不错。什么叫革命化，不是吃棒子面才算革命化。我们主张不要大吃大喝，但还有中吃中喝，小吃小喝嘛。群众有点积蓄，过节的时候多买些肉，娶了媳妇多买一些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大家忙了一年，节日看看朋友也可以，走亲戚送点礼也不算错，只要不拿国家的就对了。
　　1月28日省委工作会议以后，胡耀邦就决定停止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他主张文艺、新闻、科学、教育部门的社教运动着重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在对文艺工作者讲话时他说，文艺界社教重点是端正文艺方向问题，提高文艺思想水平问题，改进作风，深入工农兵。他说，光有批判不行，要繁荣创作，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大家勇敢地创作，创作出好作品来，演出好节目来。他说，认识世界不是我们的目的，改造世界才是我们的目的。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我们文艺界改造世界的光荣任务。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极其关注所谓“投机倒把”问题。他在同群众作报告时就多次说，工人、农民卖辆自行车，卖点南瓜子，卖几个鸡蛋，就叫投机倒把？这是整群众嘛。1月19日，他在内部材料《陕情简报》上，看到一篇《西安市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获显著成绩》的汇报，其中说西安市已抓了近万名投机倒把分子，读后觉得其中问题很多，立即把这份材料批给了赵守一、冯基平等省委有关领导。他在批语中说，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作了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作了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因为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这些问题都要仔细研究。”他提出，“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把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
　　1965年的春天，陕西人民感到了多年未有的心情轻松甚至舒畅。由于“四喜临门”，春节开禁，生活又有了些指望和乐趣。人们巴望着渐有好转的局面巩固下来并且继续发展，而不要再有反复。
　　胡耀邦却因为双开暂停、抓人暂停、夺权暂停，再加上文艺批判暂停、学术批判暂停和打击投机倒把暂停，“六个暂停”，而被人冷眼紧盯。
　　
　　安康布政
　　
　　春节一过，胡耀邦就动身前往陕南安康地区，到各县去深入考察。
　　在这之前，他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把生产搞上去？我建议春节以后，除了常务书记留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以外，书记处其他同志都下去，分别到各地、县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二十三条》。2月5日，大年初二，胡耀邦带着三个人，坐一辆吉普车就登程了。他们翻越雄伟的秦岭，直奔安康。
　　安康地区在陕西省南端，汉水中游，与湖北、四川接壤。从2月5日到12日，八天时间里，他们跑了安康地区十个县里的宁陕、石泉、汉阴、旬阳、平利、白河、安康等七个县。一路上，像往常一样，胡耀邦坐在汽车前面，吸着纸烟，一面观察陕南山川形胜，沿途田土状况，路上行人衣着，一面思考着向各县了解些什么，布置些什么。有时候路过生产大队，他停下车来，去找干部聊上一阵。晚间，还要同随他一同调查的地委书记交换意见。一天的事情都处理完了，他就在灯下看县志，直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又匆匆上路，下去。
　　在各县，情况最为复杂的，要同大家反复讨论、商量、说服、甚至辩论的还是对干部的处理问题。当时每县都有相当一批干部被“双开”，甚至被逮捕判刑，其中包括县委副书记、县长、县检察长、公社党委书记等领导成员。受处理的原因则有“包庇坏人”、“翻案”、“大搞封建迷信”、“挪用公款”、“乱搞男女关系、生活特殊化”、“闹不团结”等等。这些问题，经过深入查问和分析，明显看出相当多数是定性偏重，有的则是强加的罪名。比如所谓“翻案”，是指根据实际情况核减了基层干部的经济退赔；所谓“大搞封建迷信”，是指盖房子上梁贴了红纸。对于过重的处分，胡耀邦态度很明确，必须降下来；而方法上，他坚持同大家充分商量。有人说，解放以来就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结果这么多人出问题；现在再宽，以后他们还会重犯，到底啥时候严？也有的站起来直接同胡耀邦顶撞。胡耀邦大度地微笑着说，你们左，我有点右是不是？他还表扬顶撞他的人说：这位同志不赞成我的意见，他同我公开争论，这很好，我们大家商量讨论嘛！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最后胡耀邦请地监委逐一研究，拿出意见。
　　在同基层干部接触当中，胡耀邦发现他们程度不同地、但是较为普遍地心里揣着一个“怕”字：怕犯错误。因此不敢放手工作，不敢接近犯错误的人，不敢负责，开会不敢大胆讲话，这不敢那不敢。因此所到之处，他都鼓励大家一定要丢弃这种精神状态，泼泼辣辣地工作。他说，讲过来讲过去，就是要大家往前奔。提心吊胆，胆战心惊，总向后看，那怎么行？要朝气蓬勃、干劲十足，不要缩手缩脚。
　　当时春耕大忙在即，胡耀邦感到最紧迫的、也是他最焦急的，是得赶紧把生产搞上去。他之急于要解放干部，也是要使大批干部不再纠缠于过去，卸下思想包袱，全身心地投入生产建设。他说，生产搞不好，有什么大好形势；生产不好谈不上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哪，明确不明确？一切都要围绕把生产搞好，争取大丰收！”他说：“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他说，“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全党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生产”。
　　为着使农民有点现钱收入，胡耀邦提出要把农村“赶场”组织起来，把集市贸易恢复起来并且搞活。当时农民把自留地产的红薯、黄豆等等拿到集市去卖，通通被当作投机倒把打击。胡耀邦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曾经提过这个问题，现在到下面发现，阻力比原来想象的大得多。他再三强调，不要把投机倒把和农民的互通有无混同起来，真正的投机倒把要打击，集市贸易要保护。他说，不能卡得太死。卡得太死，一来增加困难，二来不能互通有无，三来不能刺激生产，对人民不利，对生产不利。至于农民的短途运输，当时被说成是“中间剥削”。胡耀邦说，短途运输是一项辛苦的体力劳动，这是靠人和牲畜的劳动力赚钱，而牲畜又是由驾驭者喂养，谁剥削谁呢？他还说，商品的本性就是自由，就要不断流动，所以经济工作要搞活，不能卡死。
　　八天的安康各县之行，一边实地考察，一边讨论纷纷，一边不断思索，最后回到安康地委时，胡耀邦已形成了改变现有局面的系统的意见。2月12日，他在安康地区党员部、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这些意见作了全面阐述。这就是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一些，而不要抠得太碎；二、要在领导生产方面放得更宽一些，而不要过窄；三、要在经济政策方面搞得更活一些，而不要过死。这篇讲话，思虑深远，贯穿实事求是、体恤民艰、逆当时“左”的潮流而上的精神，带给人们的豁然开朗的感觉是强烈的。他实际上是在大声疾呼思想的解放，呼唤体制的改革。他所讲的小城镇要在手工业基础上发展地方工业，事实上正是十余年后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的先声。他的关于长远打算的思想，也正是同后来所说的“可持续发展”一脉相承。至于集市贸易，十余年后终成现实。
　　此时胡耀邦思绪万千，激情难抑。他感到对运动和生产的主要问题都酝酿得比较成熟，近日省里各县正在开多级干部会，有必要把这些意见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方针政策性的东西，向省委通通气，以指导全省工作。2月13 日晚，他亲笔起草了一篇《电话通讯》，至14日凌晨2时写毕，以急电向省委办公厅发出。在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冯基平，当即分别征得省委书记处各书记的同意，签发省委办公厅以电话会议转告到各地、市、县（区）委。这篇《电话通讯》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包括学习和讨论《二十三条》要抓住精神实质，不要咬文嚼字，不要搞烦琐哲学，学习和讨论到一定时候就要停下来，转到讨论今年的生产问题上去。其中特别规定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1）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2）凡属停止和撤消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3）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4）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只要我们掌握了这四条，我们就不会犯什么“左”的错误，也不会犯什么右的错误。
　　不料三天以后，这四条就惹出了大祸。
　　
　　“四条”闯祸
　　
　　2月14日，胡耀邦离开安康，西行取道汉中返回西安。当天下午，他经过石泉来到西乡县。西乡属汉中地委，是省的社教重点，集中了工作队员八千多人，省委文教书记在这里蹲点。当时，汉中的社教运动中，对“民主补课”，即补划漏划的地主富农成份问题有不同意见。省委文教书记认为，汉中同关中一样，土改、镇反很不彻底，需要补课，但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则认为，汉中十二个县所定的地主、富农平均已经占到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六以上，西乡已占到七点九，符合毛泽东规定的百分之六、七、八的指标，不存在不彻底的问题。胡耀邦听了张军的汇报以后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汉中地委的意见是对的。随后，他在向西乡县委和工作队人员讲话时，特地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补定成份，要讲策略。可戴（地富帽子）可不戴的可以不戴；可划可不划的，可以不划；更不能采取升级（原为富农的升为地主，原为中农的升为富农）的办法。
　　2月17日，胡耀邦来到汉中地委，还是一下车就研究工作，上下午分别同地委副书记彭彬和王希侠研究了农业问题和三线建设问题，晚上又同汉中县部分支部书记座谈，直到深夜。还未及休息，忽然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打来的电话，电话语气严峻：
　　“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
　　这突如其来的批评，使胡耀邦着实吃了一惊。他百思不解，这四条是根据《二十三条》精神提出的，有什么错？如果不同意这四条，可以径直告诉他，为什么还要把中央抬出来，这中央究竟指谁？那一夜他辗转反侧，彻夜不眠。
　　第二天上午，胡耀邦本着组织上服从的原则，立即给安康地委打电话，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注意“翻案风”问题。为了尊重西北局的意见，他在后来经过的几个地县，也就不再讲在安康所讲的那些内容，而是打招呼要防止“翻案风”。2月25日，胡耀邦经过整整20天风尘劳碌的调查考察，回到西安。他完全没有想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不久就向他袭来。
　　一回来，胡耀邦就看到第一书记留给他的信，又一次说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他随即同赵守一、冯基平、章泽、李启明等交谈，征询他们的意见，后来又听了一些下去的干部的汇报。他总的感觉是，只要注意掌握，不会造成多大问题。然而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他一点都不知道，就在这几天里，《电话通讯》一案已经闹到北京。原来，西北局第一书记在见到《电话通讯》后，立即印发给西北局书记并常委，接着以加急电报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中央办公厅把西北局来电送给了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彭真看后，觉得那个“四条”不够确切，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彭真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时说了这件事。毛泽东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第三天，刘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全文，说：除了“四条”，从字面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
　　2月27日，胡耀邦又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的第二封信，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由第一封信的“可能”，变为“肯定”。同一天，彭真也打来电话，传达中央的指示，要胡耀邦“注意一下”。这使胡耀邦感到了紧张，脑子翻腾起来。2月28日下午，他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因为不仅有胡耀邦2月14日的《电话通讯》，还有赵守一于2月17日为落实《电话通讯》而提出的要组织、人事和监察部门对前一段处理的干部进行重新审查的意见，也被西北局指责为“翻案风”。事涉两位书记，大家出言格外慎重，所以会议开了四个半钟头，直到晚上。胡耀邦在会上无可奈何地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会上决定向地、县发一个通知，要求“正确执行干部四条”。
　　会后，胡耀邦给西北局第一书记写信，检讨了“干部四条”的“片面性”。第一书记回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
　　3月3日，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耀邦同志二月十四日〈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者一时弄不清楚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然而这个通知极快的回应，不是来自基层，而是来自西北局。西北局批评：这个通知没有彻底否定“干部四条”，没有明确指出胡耀邦的错误，只作了修补；通知发出前也没有报送西北局审查，对西北局不尊重。
　　这个动向表明，事情还要发展下去。
　　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从3月10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也就是胡耀邦主政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处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
　　作为西北局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对这样的安排事先却全然不知。但他已经看出了，这个会显然是冲他来的。第二天，胡耀邦去见西北局第一书记，当面征求他的意见。刘澜涛十分平和地肯定胡耀邦到陕西以后，成绩有五：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是抓革命的，促生产的，干劲很大，能联系群众。缺点有四：一、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多很具体；二、《电话通讯》中的“干部四条”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三、那样提倡集市贸易，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四、同大家商量不够，没有很好地实行集体领导。
　　从西北局回来以后，胡耀邦马上向省委常委传达了第一书记的谈话。大家认为，看来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11日会上再检讨一下，事情也就过去了。事实上，西北局对胡耀邦来陕后的一系列主张言行，已密切跟踪。西北局办公厅已经着手收集和审查胡耀邦的讲话、谈话记录和录音，西北局宣传会议上已布置对《电话通讯》进行批判。
　　心怀坦荡的胡耀邦却浑然不觉。他和赵守一一起着手准备在西北局会议上的汇报。虽然他一到陕西来，西北局候补书记王林就告诉他赵守一是“表现很右”，但这一段相处下来，他觉得赵守一为人正派，同他的思想很一致，工作上也配合得很好，看不出什么“右倾”。而后来的事实发展，也确实是把他们捆绑在了一起。
　　3月10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开始。正在陕西长安搞社教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也被请来参加。他约胡耀邦作了一次长谈，了解他在安康究竟说了些什么，劝他不要对批评有抵触。
　　11日会上，胡耀邦汇报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他说，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是考虑到我省生产落后了，而春耕大忙在即，必须以《二十三条》为武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投入到组织农业生产高潮的斗争中去。因此，有必要把面上的“四清”、夺权斗争放一下，集中力量把生产抓起来。他说，在对各县的扩干会的指导上，突出地抓了两点，一是以《二十三条》为标准，统一大家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在肯定成绩、肯定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下，消除在一部分干部中由于不了解政策而产生的不安情绪，以便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搞好当前生产。另一个是在大讲大好形势鼓舞干部和群众的同时，适当地摆出了我省和先进省以及我省各县之间的差距，比较深刻地触动了在相当多的干部中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故步自封的思想情绪。他说，在这两个问题上，收效是显著的。
　　在全省“多干会”期间，释放了逮捕的脱产干部43人，收回“双开”的76人，减轻处分的102人，停职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的478人。胡耀邦在汇报中列举了这些数字，认为这都是必须肯定的成绩。
　　同时，他按第一书记的批评作了检讨。他说：一、由于看到陕西生产落后太大，因此在这方面想得多，特别是下去以后，看到一些同志对生产很不熟悉，更加着急，这样就对生产强调得很突出，对革命对阶级斗争说得很不充分。二、由于当时急于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样就又出了一个片面性，在讲到前段社教中的成绩缺点时，比较起来对成绩说得不够充分（特别是对点上），而对可能发生的新问题估计不足。三、由于想把生产搞上去，总想多出一些点子，而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分析不够，这样，又产生了更严重的片面性，这就是《电话通讯》对干部处理的四条办法。四条中用了好几个“一律”，这是没有分析的说法。如果大家完全照此做下去，一定要产生混乱和翻案风。四、对上述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干部处理问题的四条，我没有提到省委会议讨论，更没有向西北局请示，是错误的。
　　在接下来几天的会议里，气温不断升高。原来，西北局的书记、部长们事先都准备了发言稿，有备而来。大部分人的发言都是剑拔弩张，劈头盖脸，对胡耀邦全盘否定，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胡耀邦实在忍受不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批判”。3月14日，他去见杨尚昆，想向老领导诉诉苦。他说：西北局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他表示要向中央申诉。杨尚昆安慰他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他劝胡耀邦不要向中央申诉。他说：要稳住。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四条，我还要发言替你讲话嘛。
　　在众人围攻之下，胡耀邦被迫写出《关于〈电话通讯〉中所提处理干部问题四条意见的检讨报告》，于3月15日在会上再作检讨。这已经是第三次检讨了。当时陕西省正召开贫下中农第一次代表大会，西北局又叫他到大会上去向与会的省级厅局党组、党委和各地、县负责人检讨。3月16日，在大会开会之前，胡耀邦出来，忍气吞声地读了一个《口头通知》，说“干部四条”以及省委3月3日发出的《通知》都是“缺乏分析的，因而是错误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他还表示责任由他负，“下面同志不要检讨”。
　　一连数日，胡耀邦受着这种揪住不放的围攻，刺激和压力使他身心俱疲。他每夜失眠，尽管怎样说服自己要吸取这些批判的合理部分，也还是觉得根本是荒谬的，太强加于人。他感到气恼、屈辱、困顿，头痛得难以支持。3月17日，极度虚弱的他病倒了。专家医生们经过两次会诊，发现他大脑神经过度紧张和超常疲劳，听力和视力严重衰退，肺部出现气肿，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需要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否则十分危险。
　　3月18日夜里，他忧思难遣，难以入睡。第二天就要住院了，他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有个了结。整整翻腾一个月了。再这样翻腾下去，工作上损失太大。他决定顾全大局，再写一封信，再作一次更全面些的检讨，但不涉及西北局会上那些批判言词，而只是检讨自己到陕西以来，特别是围绕着“干部四条”自己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一些缺点。这种检讨，也算是对自己几个月来工作的一个总结。已经是19日凌晨两点钟了，他披衣起来，扶病奋笔。这封信断续写了五天，直到22日才完成。
　　在这封四千多字的信里，胡耀邦对指责他对前段社教成绩肯定不够、“干部四条”会引起翻案风等等都承认了下来，并且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自以为是，主观片面，不够谨慎，讲话容易走火等等缺点。在信的最后，他表示了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在西北局的督促和帮助下，我现在决心以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姿态去改正错误，我相信只要抓得准，抓得紧，还是能够赶上去的。”
　　3月30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信，即第五次检讨。西北局第一书记对胡耀邦的信表示欢迎，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个措施补救也就可以了。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举行最后一次批胡会。杨尚昆在会上发言，带有居中调停的意思。他对胡耀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说，耀邦同志确实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邻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他说：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抗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还不能作这个结论。然而他认为胡耀邦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杨尚昆还说：3月16日的《口头通知》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胡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不夸大，也不缩小，正面提，不提耀邦的名字。”会后，西北局办公厅认为赵守一在会上的发言仍然附和胡耀邦，希望他修改发言稿。赵断然地说：“我的发言不改了，我宁肯犯支持耀邦的错误，不犯出卖同志的错误。”
　　就在同一天，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把胡耀邦的第五次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加发到陕西省各市、地、县委。这样，就把批胡在全省公开化了。
　　
　　忍无可忍
　　
　　胡耀邦住院以后，杨尚昆、刘澜涛以及西北局、陕西省委的领导们陆续来看望他。自从送出给西北局第一书记的信以后，他的心情一时倒也平静下来。后来得知在对他的批评中有“政治上摇摆”等说法，头脑里又骤起波澜。他自问，长征时那么艰苦危险都没有摇摆，现在有什么好摇摆？他明白，一旦陷入党内这种不正常的批评以至斗争的漩涡，那就得尝受不尽的屈辱，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后来，赵守一、冯基平来看他，告诉他关中等地小麦长势很好，夏粮可望丰收，干部、群众在春耕大忙中劲头很大，特别是被解放的干部十分积极，这才使他兴奋起来，思绪又转向考虑未来工作。
　　住院整整两个月，5月19日胡耀邦出院，但病状没有完全消除，医生告诫要继续休养一个时期。此时省委正根据西北局指示，忙着准备召开省委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名为总结省委工作、实际是要胡耀邦面向全省检讨、全面清算胡耀邦自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以来言行的会议。会议准备工作的首要一项，是为胡耀邦准备一个《报告提纲》。胡耀邦告诉起草报告的“秀才”们，该检讨的还是要检讨，重点要放在今后工作上。但对检讨部分，起草起来却又大费周章。因为，杨尚昆的意见是：“按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但胡耀邦不同意性质属于“政治上摇摆”，而省委文教书记等人一直给胡耀邦上纲上线。经过“秀才”们的苦心经营，反复修改了十六稿，直到即将开会了，才算勉强定稿。
　　5月31日，省委工作会议开幕，胡耀邦一改以往作报告时那种尽情发挥、谈笑自若的状态，一上来就声明：由于身体不好，今天除了对报告的第三部分，即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的安排作一些解释之外，其他都是照念。作完报告之后，胡耀邦就有意回避，在十几天内再没有进过会场，也不找人谈话，以便让大家敞开讲话。
　　没有料到，会上光是讨论检讨部分，就用了十二天。但与在西北局开会不同，绝大多数干部说，胡耀邦来陕西，虽然只几个月，却成绩很大，开创了新局面，缺点、错误是局部的、一时的，检讨是诚恳的、深刻的。也有的认为检讨得过了头，胡耀邦有功无过。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发表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他说：“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要看是不是把工作搞上去了。耀邦到陕西时间不长就把工作搞上去了，有什么错误？”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上摇摆”？我们都赞成《电话通讯》，我们都摇摆了？少数人，特别是省委、西北局几个人和省级部、局长和地委书记几个人，认为错误严重，检讨得很不够。由于“干部四条”已经有了个了结，他们不再谈这个，而是又翻出“三个暂停”等等，否定省委一月工作会议，批判胡耀邦不抓革命、不抓阶级斗争，检讨“画龙没有点睛”，“睛”就是“右”、“摇摆”。由于两种意见格格不入，会议就这么拖下去，越开越松散，一些地委书记和专员说：麦子熟得黄腊腊的，人心急得火烧火燎的，还要我们在这里消磨时间，不如早点散会，回去收麦子。看看会议气氛不对，省委文教书记以决战的姿态站出来，以《我们必须分裂》这样一刀两断的题目，发表了长篇发言。他指责胡耀邦不同意“政治上摇摆”的说法是对抗西北局和杨尚昆的批评，讽刺胡耀邦的检讨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号召大家同胡耀邦“分裂”。
　　本来胡耀邦是期望会议以“报告提纲”为基础，求得大家在认识上能有一个基本的统一，然后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搞好当前工作。但现在竟然这样纠缠不休，他也忍无可忍，决心把憋在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据理力辩。6月11日，他在一一六次常委会上作了一篇包括八个主要问题的发言。他在肯定已经作过的检讨的前提下，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三个暂停”等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如此，必须如此；说明他虽然对社教成绩肯定不够，但是没有夸大缺点；说明他不同意说光抓生产没抓革命，也不同意说没有抓阶级斗争，宣传贯彻《二十三条》，就是在抓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号召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等等，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说明他不同意少征购一些、向中央要点化肥就是“物质刺激”。他反驳了那些“上纲上线”的“批判”，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正面主张。最后，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似乎有那么一种观点，只要在工作中出了毛病，发生了某种片面性，就一定是总的指导思想上‘左’了或者右了，就要往‘纲’上提。这是一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能把局部的、一时的因而也是容易纠正的片面性，同顺着这种片面性滑下去以至形成某种倾向的错误混为一谈；不宜把工作中的一般错误都提到‘纲’上来。”“乱贴‘左’倾或右倾标签，这是有害的。”
　　胡耀邦作过申辩发言之后，省委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论问题不作结论的会议纪要，省委六月工作会议于18日结束。
　　两个月后，胡耀邦的这个申辩发言，又被西北局作为翻案书而横遭挞伐。
　　5月下旬在起草《报告提纲》时，“秀才”班子里有的人对西北局如此整胡耀邦愤愤不平，给中共中央写了长信，反映胡耀邦提出的观点和措施对陕西的积极作用，反映西北局为打击胡耀邦而采取的不正常活动，请田家英转递。后来中央办公厅回信说，信件“已给中央负责同志看过。”
　　在省委六月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偕同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来西安考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叶帅等洗尘的饭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深有用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饭后，叶剑英把胡耀邦单独留下，关切地问道：“我听贺老总（贺龙）说，这个地方整人哪！怎么回事？”胡耀邦扼要叙述了一下经过，说“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说我认识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说：“认识不上去就不认识了，通不过就不检讨了。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说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
　　省委六月会议一散，胡耀邦就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碍于叶剑英这层关系，只好顺水推舟。6月20日，胡耀邦同叶剑英一行，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胡耀邦主政陕西总共两百多天，其中工作一百多天，挨批一百多天。这不仅是胡耀邦个人的命运多舛，也是一出历史的悲剧，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缺席批判
　　
　　胡耀邦回到北京养病，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
　　7月13日到8月4日，西北局在兰州召开工作会议，议题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讨论社教问题、计划问题和工业生产问题，但是会议被有意识地插进了占很大份量的揭发批判胡耀邦的问题。
　　会上，有人要出席会议的陕西省长李启明提出胡耀邦的问题，遭到李启明的拒绝。他转而授意陕西省委工业书记出面揭发。与此同时，正在兰州指导现代戏会演，同这次会议毫不相干的文教书记也被请到会上作揭发发言，他揭发胡耀邦同他私下里谈话时议论过刘少奇什么什么。如此这般，会议达到沸点。8月2日，传来了西北局书记处指示：有同志在31日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揭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原则问题，这些问题要另外时间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到了8月中下旬，再兴高潮。8月16日，省委常委召开127次扩大会议。文教书记强调会议“要一开始就谈八条（指胡耀邦的八条申辩书）”，“要点名批判胡耀邦”，“会议要画龙点睛，要上纲”。会议开了几天，转为128次常委扩大会，扩大到每个地、市委来两个书记，省级部、委、厅、局都要有主要负责人参加，到会的人一个个都要表态。8月23日，128次常委扩大会开幕。当时在陕西省委工作的秦越人后来记述这次会议时说：“与会同志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仍然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有的言不由衷，不讲导演要求的‘要害’；有的大帽子下面空洞无物；有的重复别人讲过的意见；有的保持沉默，雷打不动；有的公开为耀邦辩护，如西安市副市长颜志敏说：‘把耀邦比作赫鲁晓夫，恐怕不实事求是吧！’”
　　此时胡耀邦正在北戴河疗养，他看到省委办公厅送来的文件，才知道省里又在对他批判。他当即写了一封申诉信，委托同在北戴河休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转报中央。8月25日，杨尚昆指示“不要进行缺席裁判”。其后，中共中央鉴于胡耀邦再回陕西事实上已很困难，10月间，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省的职务，调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到任后，即被要求召集会议，“肃清胡耀邦的流毒”。稳健的霍士廉推说需要熟悉情况，没有采取行动。
　　1966年2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各种“左”的腔调一浪高过一浪，省委工作会上批胡的调子也越来越高，胡耀邦的问题已被说成是“两条道路问题”、“反社会主义问题”，有的人还竭力要给他加上反刘少奇、反彭真的罪名。会上还把胡耀邦和一直支持他的赵守一、李启明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文化大革命”狂潮掀起以后，北京揭出了“三家村”，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就成了“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胡、赵、李三家村反党集团”。其间西北局、陕西省委曾经起草了一个《关于胡耀邦同志和反党分子赵守一等相互勾结进行反党活动的材料》，其中说：
　　胡耀邦同志于1964年11月底调来陕西工作。他在陕西工作期间，很快同习仲勋反党集团在陕西安下的钉子、培养的忠实接班人赵守一和李启明结成一伙，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西北局、反对中央。……
　　从此赵守一、李启明被关押起来，同时还株连了一批支持胡耀邦的干部，都遭受了长期的批斗和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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