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街村 [南街村那些事儿]

　　在来不及、也不顾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地理解，南街村的村民们就直接地将一个伟大、理想的实践付诸实施。这是一个被通俗的人们看起来有悖于时代发展、有些粗放而又草率的决定―― 　　
　　南街村是“红色的”，从诞生那天起。它就一直伴随着争议。
　　这个处在河南漯河的普通村庄，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全国人民乃世界的焦点。但在改革开放已30年的今天，它特立独行的姿态，还是被人们议论纷纷。
　　21世纪了。这里依旧高唱革命歌曲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背“红宝书”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切资料归公家所有，村民实行配给制，号称消灭一切“私心”。另一方面，在集体的组织和领导下，这里又有着遍地的工厂、上万的工人，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有人赞扬它，是“共产主义社区的典范，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最佳代表”；有人抨击它，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怪胎”、“集权主义和愚民教育的反面教材”……
　　无论这个村庄将以怎样的方式开始或收尾，南街村的传奇和记忆，都会是个“精彩”而“内涵丰富”的故事。
　　
　　红色记忆
　　
　　1977年，26岁的进步青年王宏斌决定到县郊的南街村做生产队长，翌年，粮食产量就翻了番。1980年，已任南街村支部书记的王宏斌创建的集体企业面粉厂和砖厂，又创造出了惊人的产值：40万元。
　　1981年，亦农亦商的村民到县城做买卖赚的钱，比务农要多。南街村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两个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干活的村民却经常得不到工资。无助的村民开始咒骂那群腐败无能的领导。
　　事情的性质，好像“与社会主义方向不一样了”……年富力强的村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
　　1984年，他们在开了一天会后，决心收回两个承包出去的工厂和大量荒芜的土地。这群朴素的农民基本的想法是：组织一部分人进厂，一部分人务农，种出的粮食满足大家的生存，工厂赚的钱则用来赚更多钱。
　　彼时，改革开放初起，国内久被压抑的物质需求开始放大。期间。南街村上马了食品厂，1986年，南街村的产值达到了320万元。1987年，产值750万元。1988年，产值达到了1500万元。
　　
　　不过，村领导们很快又发现这些纯粹的农民，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有着种种不足。集体大锅饭式的偷懒、出工不出力的懈怠、损害公家利益的自私……于是，“最高行政长官”王宏斌便想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整肃思想。改变“对集体伤害极大的小农意识”。
　　动机单纯的村官们想了很多办法：他们一度想过孔孟之道，不过被认为是夹杂封建思想；他们想过资本主义式的教义，不过社会主义不信佛信教。老的已经过时，新的理论还没有成型。最后，他们决定选择最保险也最妥当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上有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而后这些村官们开始在村庄推行“红色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刷红色的标语。一首60年代最流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循环地在广播里播方父……
　　多年之后的一场报告上，王宏斌坦陈：“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情况下，不过想借助一些毛主席思想，让村民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
　　对于唱革命歌曲的动机。这个初中文化的农民幽默地表示：“流行歌曲虽好农民不愿意唱。中年人越听，浑身的懒劲越大；年轻人听了，越不想干好事，越听啥事都不想干……”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前几年唱一把火，唱得全国到处失火”，“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唱得河南大旱”。
　　这群农民没有想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年代，他们出于整肃动机在一块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搞的红色集体主义实践，最终还是偏离了他们设定的方向。
　　
　　样本，样本
　　
　　1989年，南街村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100万元。
　　彼时，中国社会思潮涌动，改革开放被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南街村又红又专的形象无疑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
　　“35岁之前还只会背诵毛主席语录”的王宏斌开始被请上各大会议做报告。这个拘谨的农民在台上表示：“南街村的发展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集众人之力，走集体主义道路：二是不断开展教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重要的一条。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物质需求机遇好，他忽略了。
　　王宏斌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几经辗转，变成了另外一种解释。当年，河南省有关部门对“南街村经验”进行了总结，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原本仅仅希望“靠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村庄因此而质变，于是，这个朴素的村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与一个叫“政治”的东西挂上钩来。
　　1990年，南街村提出“建立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并明确确立“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当年，南街村党支部，升格为党委。
　　1992年，南街村数千平方米的东方红广场上竖起了毛泽东雕像，并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塑像两侧又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为了抓好这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典型，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直接服务的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南街村支行设立。同期，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特批”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行政金融机构以外，这个在行政区划一个村的地方开始逐步设立武装部、法庭、检察室、纪委……
　　面对各级领导的热情“垂注”，这群精于商业的农民终究嗅出了政治视觉下的巨大利益：“农业银行总行的副行长专程来南街村考察，南街村这个典型是他们扶持起来的。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争取两三年内来个大变化……”
　　在有金融机构雄厚资本做支撑的前提下，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南街村开始了一场体现集体主义优越性的运动。期间，方便面厂、食品厂、面粉厂等企业纷纷上马。
　　1991年，南街村产值过亿，率先摘取了河南“亿元村”的称号。此时的南街村，一个拥有银行、工商、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法庭、企业、农田等设置的独立“小社会”现出雏形。
　　南街村的村民，开始被描述为“中国最幸福的农民”。他们“在公家分给的房子里，看着公家配给的彩电，他们每个月领取40斤面粉，水电气都不要钱”。
　　媒体纷至沓来，“最后的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样板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由此定型。
　　
　　承受之重
　　
　　1990年6月，王宏斌召集村干部们开 会。他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忧虑：“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学我们，上上下下的期望很大。一些村民的意识不高，首要的还是要加强教育，不能让我们这个典型丢脸。”
　　有着绝对威信的村领导们认为，在“教育”的同时，还必须采取一些“强制性”的于段，因此他们开始制定相当于村里“最高宪法”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第一条明确规定：村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领导。
　　这年8月，土宏斌义在村民大会上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对那些不愿意为村里做贡献的人，“要展开阶级斗争”。
　　在村里，“不准听流行歌曲”，不许蓄“汉奸火”。“汉奸义”就是中分头，90年代初在国内盛极一时。
　　诸如类似的规定：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订婚后不准退婚，结婚后不准离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事”。
　　“为了保证南街村人口的素质，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听有婚姻的权力”。在村里，一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活资料公有制”，村民必须自觉参加劳动，房子、家具、电视、床等都是公家的。
　　对村民的管理，是一套星级评选的监督体系。满分十颗星，一旦某方面没做好，将会减掉一颗星。减掉一颗星，意味着将以0.18元／斤的价格自己掏钱买面粉。一旦减掉了5颗星，将被逐出村外，失去做村民的资格。
　　所有的私心及自私行为都被看作是可耻的行为。在这里，领导带头，村民遵守，自觉领取150～300元／月的工资。外来务工者，首先要进行民兵训练和思想主义教育，然后被要求领取和村民一样的薪水。
　　1993年，南街村办起了自己的高中，投资5000万元；1995年，自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南街村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树立共产主义小区示范”，在村东修建公园，投资5000万元。1996年，南街村的产值达到了16亿元。
　　这年，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里植树的王宏斌后，颤颤巍巍地抓住王的手，宣称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家园。
　　知情者称，此后的王宏斌，“开始刻意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模仿伟人的姿态深居简出，对旗下庞大企业群的经营，既无成熟的规划，也从不要求看财务报表。
　　
　　现实之困
　　
　　这群农民有着极大的政治热情，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恰是一时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才支撑了南街村理想主义模式的成功实践。
　　他们天真地理解为，因为有了在政治上的极大热情，才取得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因此，对于经济的发展，他们也想当然地投入缺乏理性的狂热。
　　1996年，南街村领导在看到本村的优质小麦获得大丰收后，决心投产建一个啤酒厂。啤酒厂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不过建起来才发现产能不足、定位错位等。啤酒厂而后年年“交学费”，最高年亏损达3000多万元，一亏就是十几年。
　　
　　在既无好的水源又无好的酿酒技术的情况下，南街村又建起了自己的白酒厂，生产浓郁香型的“南街村酒”。几年过后，投资上千万的“南街村酒”又陷入困境。
　　除此之外，南街村还办过工艺品厂、饮用水厂、油墨厂、饮料厂、制药厂……
　　在被人指责为“盲目扩张”下，王宏斌在一次中西部地区干部研讨班上，认真地做了如是逻辑的解释：“南街村的面粉厂每天需要600吨面粉，因此我们办了面粉厂；龙头产品每天需要17万个纸箱，我们办了纸箱厂：龙头产品需要包装袋，由彩印厂和胶印厂承担：彩印需要油墨，因此我们又办了油墨厂……”
　　而在1999年，在“三大班子”成员投了反对票下，王宏斌深受精神力量的无穷鼓舞，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
　　这个已经被科学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信念：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市……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永动机项目除了极少数人知道外，对所有的村民高度保密。虽然事后被证明永动机不过是几个江湖骗子的小把戏。而在南街村，一个前景大好的冷库被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的发动机被拆下装在“永动机”上――轿车自此报废。
　　直到2003年，在一次村委会公开大会上，王宏斌才“声俱泪下”地向全体干部做检讨。南街村的村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永动机事件”。名义上属于股东的他们还知道，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南街村被骗了2000多万元。
　　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后被认为愚蠢而荒诞，四处消耗的南街村由此开始垂败。日后经人披露，他们上马这些大气磅礴的项目，并不来自于自身的赢利，而在于银行、地方政府为扶持这个“典型”，为他们提供了近16亿元的拨款、贷款。
　　但这些“连本带利都没还”的贷款却没有带来在经济上质的改变。知情者称，即便效益最好的2001年，南街村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整个集团实际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公有制式的终结
　　
　　不管南街村的领导者们怎么看待，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宏观调控发挥作用，银行贷款也开始紧缩。南街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2003年4月，南街村的流动资金几近枯竭。为此，南街村集团不得不召开一次形势严峻的经营大会。会上，各企业的经营权被下放了到各个企业，每年只需向集团交纳一定的费用。在此之前，“三大班子”高度把持着各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
　　王宏斌认真地强调，这一调整是为了适应竞争的需要，并相信南街村的干部依旧会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地为集体做贡献。不过一些厂里的负责人嗅出了异样的气息，他们认为这是南街村集团让大家“自谋生路”的暗示。
　　此后，在经济下滑无法给村民提供更好的享受和物质时，先前铁板一块的南街村开始有了分化的迹象。
　　2003年5月，公认的优秀榜样、南街村“三把手”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发突然身亡。头天的追悼会上通篇的“劳苦功高，鞠躬尽瘁”，不过第二天，有人清理遗物时，发现“劳苦功高”的王的办公室保险柜中有300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精神的力量”仿佛失去了作用。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事件最终以上宏斌道歉而结束。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打了3页的报告向王宏斌大胆地索要“股份”，遭拒绝，随后，耿离开了南街村。
　　之后，担任过南街村集团调味品厂厂 长、油墨厂厂长的陈竹欣被“双规”。检察机关称，除了经济问题外，“陈还犯了多项错误”。再之后，有人向村委会检举，一些看起来很“老实”的人在往家里偷偷拿东西……
　　进入2004年，南街村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过，在危机面前，这群农民领导们终没有表现出力挽狂澜的气质，相反，他们关起门来，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瓜分企业”的改制行动。
　　2004年11月1日，在南街村集团办公室三楼，第25次股东会上，股东代表一致同意，南街村集团原有的法人股东中原工贸公司、南德油墨公司、彬海胶印公司等分别将部分股本，转让给王宏斌、郭全忠等12个自然人，计股本1亿多元。而12位自然人均“自愿接受”。
　　改制在三年之后最终被媒体捅了出来。尽管“改制事件”被解释为响应河南省针对乡镇企业改制的要求，而领导们也“从未利用股东的身份牟利或分红”。不过，自然人股份的添加，从法律意义上还是宣告了南街村公有模式的终结。
　　
　　南街村记忆
　　
　　脆弱的体制一路飘摇，2008年3月王宏斌依旧组织了村干部学习《建国前毛泽东亲自处理的五大腐败案》。会上，他坚称：“南街村腐败不除，集体主义道路就无法走下去!”尽管墙上的标语依旧醒目、革命歌曲还是适时响起，集体主义在村领导的口中依旧坚挺，不过历经阵痛的南街村开始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这里，一位宾馆的服务员兴高采烈地领取了500元的工资，她在给妈妈的信中写到：“妈妈，这里管吃管住，跟在沿海打工没有什么差别”：先前害怕腐朽思想侵蚀而被严厉禁止的宽带，如今在大多数家庭也安家落户。日暮，南街村的孩子们骑着车欢快地穿过村里的朝阳门，他们无所拘束。一路谈论着当下某款流行的游戏
　　针对南街村的变与不变，记者与王宏斌有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记者：面对南街村这些年的腐败与蜕变，你如何看待?
　　王宏斌：南街村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社会上有的事情南街村也会有。
　　记者：一方而你们坚称集体主义，另一方而你们又进行了改制，这是否自相矛盾?
　　王宏斌：没有，我们都没有分红，改制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形势。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属于你的自然人股份?
　　王宏斌：我要也是应该的!
　　记者：那么你能告诉我，南街村集体主义的大旗还能打多久?
　　王宏斌：在我有生之年，我认为，南街村的大旗不会变。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在你有生之年，你个人不参与公司利润的分红?
　　王宏斌：以后的事情我不能保证!
　　无论这个村庄将以怎样的姿态延续或改变，至少在历史的舞台上，它探索过有别于大多数村庄的模式和价值，而带给我们的思索与记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散去。
　　
　　编辑　白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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