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街村 [南街村那些事儿]

发布时间:2019-01-01 02:45:10 来源: 行业文本 点击:

  在来不及、也不顾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地理解,南街村的村民们就直接地将一个伟大、理想的实践付诸实施。这是一个被通俗的人们看起来有悖于时代发展、有些粗放而又草率的决定――   
  南街村是“红色的”,从诞生那天起。它就一直伴随着争议。
  这个处在河南漯河的普通村庄,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全国人民乃世界的焦点。但在改革开放已30年的今天,它特立独行的姿态,还是被人们议论纷纷。
  21世纪了。这里依旧高唱革命歌曲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背“红宝书”上的毛主席语录,一切资料归公家所有,村民实行配给制,号称消灭一切“私心”。另一方面,在集体的组织和领导下,这里又有着遍地的工厂、上万的工人,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有人赞扬它,是“共产主义社区的典范,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最佳代表”;有人抨击它,是“违背历史潮流的怪胎”、“集权主义和愚民教育的反面教材”……
  无论这个村庄将以怎样的方式开始或收尾,南街村的传奇和记忆,都会是个“精彩”而“内涵丰富”的故事。
  
  红色记忆
  
  1977年,26岁的进步青年王宏斌决定到县郊的南街村做生产队长,翌年,粮食产量就翻了番。1980年,已任南街村支部书记的王宏斌创建的集体企业面粉厂和砖厂,又创造出了惊人的产值:40万元。
  1981年,亦农亦商的村民到县城做买卖赚的钱,比务农要多。南街村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两个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干活的村民却经常得不到工资。无助的村民开始咒骂那群腐败无能的领导。
  事情的性质,好像“与社会主义方向不一样了”……年富力强的村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
  1984年,他们在开了一天会后,决心收回两个承包出去的工厂和大量荒芜的土地。这群朴素的农民基本的想法是:组织一部分人进厂,一部分人务农,种出的粮食满足大家的生存,工厂赚的钱则用来赚更多钱。
  彼时,改革开放初起,国内久被压抑的物质需求开始放大。期间。南街村上马了食品厂,1986年,南街村的产值达到了320万元。1987年,产值750万元。1988年,产值达到了1500万元。
  
  不过,村领导们很快又发现这些纯粹的农民,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有着种种不足。集体大锅饭式的偷懒、出工不出力的懈怠、损害公家利益的自私……于是,“最高行政长官”王宏斌便想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整肃思想。改变“对集体伤害极大的小农意识”。
  动机单纯的村官们想了很多办法:他们一度想过孔孟之道,不过被认为是夹杂封建思想;他们想过资本主义式的教义,不过社会主义不信佛信教。老的已经过时,新的理论还没有成型。最后,他们决定选择最保险也最妥当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上有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而后这些村官们开始在村庄推行“红色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刷红色的标语。一首60年代最流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循环地在广播里播方父……
  多年之后的一场报告上,王宏斌坦陈:“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情况下,不过想借助一些毛主席思想,让村民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
  对于唱革命歌曲的动机。这个初中文化的农民幽默地表示:“流行歌曲虽好农民不愿意唱。中年人越听,浑身的懒劲越大;年轻人听了,越不想干好事,越听啥事都不想干……”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前几年唱一把火,唱得全国到处失火”,“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唱得河南大旱”。
  这群农民没有想到的是,在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年代,他们出于整肃动机在一块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搞的红色集体主义实践,最终还是偏离了他们设定的方向。
  
  样本,样本
  
  1989年,南街村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100万元。
  彼时,中国社会思潮涌动,改革开放被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南街村又红又专的形象无疑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
  “35岁之前还只会背诵毛主席语录”的王宏斌开始被请上各大会议做报告。这个拘谨的农民在台上表示:“南街村的发展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集众人之力,走集体主义道路:二是不断开展教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重要的一条。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物质需求机遇好,他忽略了。
  王宏斌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几经辗转,变成了另外一种解释。当年,河南省有关部门对“南街村经验”进行了总结,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原本仅仅希望“靠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村庄因此而质变,于是,这个朴素的村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与一个叫“政治”的东西挂上钩来。
  1990年,南街村提出“建立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并明确确立“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当年,南街村党支部,升格为党委。
  1992年,南街村数千平方米的东方红广场上竖起了毛泽东雕像,并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塑像两侧又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为了抓好这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典型,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直接服务的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南街村支行设立。同期,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特批”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行政金融机构以外,这个在行政区划一个村的地方开始逐步设立武装部、法庭、检察室、纪委……
  面对各级领导的热情“垂注”,这群精于商业的农民终究嗅出了政治视觉下的巨大利益:“农业银行总行的副行长专程来南街村考察,南街村这个典型是他们扶持起来的。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争取两三年内来个大变化……”
  在有金融机构雄厚资本做支撑的前提下,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南街村开始了一场体现集体主义优越性的运动。期间,方便面厂、食品厂、面粉厂等企业纷纷上马。
  1991年,南街村产值过亿,率先摘取了河南“亿元村”的称号。此时的南街村,一个拥有银行、工商、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法庭、企业、农田等设置的独立“小社会”现出雏形。
  南街村的村民,开始被描述为“中国最幸福的农民”。他们“在公家分给的房子里,看着公家配给的彩电,他们每个月领取40斤面粉,水电气都不要钱”。
  媒体纷至沓来,“最后的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样板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由此定型。
  
  承受之重
  
  1990年6月,王宏斌召集村干部们开 会。他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忧虑:“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学我们,上上下下的期望很大。一些村民的意识不高,首要的还是要加强教育,不能让我们这个典型丢脸。”
  有着绝对威信的村领导们认为,在“教育”的同时,还必须采取一些“强制性”的于段,因此他们开始制定相当于村里“最高宪法”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第一条明确规定:村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领导。
  这年8月,土宏斌义在村民大会上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对那些不愿意为村里做贡献的人,“要展开阶级斗争”。
  在村里,“不准听流行歌曲”,不许蓄“汉奸火”。“汉奸义”就是中分头,90年代初在国内盛极一时。
  诸如类似的规定: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订婚后不准退婚,结婚后不准离婚,因为这是“丧尽天良的事”。
  “为了保证南街村人口的素质,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听有婚姻的权力”。在村里,一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生活资料公有制”,村民必须自觉参加劳动,房子、家具、电视、床等都是公家的。
  对村民的管理,是一套星级评选的监督体系。满分十颗星,一旦某方面没做好,将会减掉一颗星。减掉一颗星,意味着将以0.18元/斤的价格自己掏钱买面粉。一旦减掉了5颗星,将被逐出村外,失去做村民的资格。
  所有的私心及自私行为都被看作是可耻的行为。在这里,领导带头,村民遵守,自觉领取150~300元/月的工资。外来务工者,首先要进行民兵训练和思想主义教育,然后被要求领取和村民一样的薪水。
  1993年,南街村办起了自己的高中,投资5000万元;1995年,自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南街村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树立共产主义小区示范”,在村东修建公园,投资5000万元。1996年,南街村的产值达到了16亿元。
  这年,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里植树的王宏斌后,颤颤巍巍地抓住王的手,宣称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家园。
  知情者称,此后的王宏斌,“开始刻意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模仿伟人的姿态深居简出,对旗下庞大企业群的经营,既无成熟的规划,也从不要求看财务报表。
  
  现实之困
  
  这群农民有着极大的政治热情,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恰是一时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才支撑了南街村理想主义模式的成功实践
  他们天真地理解为,因为有了在政治上的极大热情,才取得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因此,对于经济的发展,他们也想当然地投入缺乏理性的狂热。
  1996年,南街村领导在看到本村的优质小麦获得大丰收后,决心投产建一个啤酒厂。啤酒厂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不过建起来才发现产能不足、定位错位等。啤酒厂而后年年“交学费”,最高年亏损达3000多万元,一亏就是十几年。
  
  在既无好的水源又无好的酿酒技术的情况下,南街村又建起了自己的白酒厂,生产浓郁香型的“南街村酒”。几年过后,投资上千万的“南街村酒”又陷入困境。
  除此之外,南街村还办过工艺品厂、饮用水厂、油墨厂、饮料厂、制药厂……
  在被人指责为“盲目扩张”下,王宏斌在一次中西部地区干部研讨班上,认真地做了如是逻辑的解释:“南街村的面粉厂每天需要600吨面粉,因此我们办了面粉厂;龙头产品每天需要17万个纸箱,我们办了纸箱厂:龙头产品需要包装袋,由彩印厂和胶印厂承担:彩印需要油墨,因此我们又办了油墨厂……”
  而在1999年,在“三大班子”成员投了反对票下,王宏斌深受精神力量的无穷鼓舞,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
  这个已经被科学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信念: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市……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永动机项目除了极少数人知道外,对所有的村民高度保密。虽然事后被证明永动机不过是几个江湖骗子的小把戏。而在南街村,一个前景大好的冷库被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的发动机被拆下装在“永动机”上――轿车自此报废。
  直到2003年,在一次村委会公开大会上,王宏斌才“声俱泪下”地向全体干部做检讨。南街村的村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永动机事件”。名义上属于股东的他们还知道,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南街村被骗了2000多万元。
  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后被认为愚蠢而荒诞,四处消耗的南街村由此开始垂败。日后经人披露,他们上马这些大气磅礴的项目,并不来自于自身的赢利,而在于银行、地方政府为扶持这个“典型”,为他们提供了近16亿元的拨款、贷款。
  但这些“连本带利都没还”的贷款却没有带来在经济上质的改变。知情者称,即便效益最好的2001年,南街村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整个集团实际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公有制式的终结
  
  不管南街村的领导者们怎么看待,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宏观调控发挥作用,银行贷款也开始紧缩。南街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2003年4月,南街村的流动资金几近枯竭。为此,南街村集团不得不召开一次形势严峻的经营大会。会上,各企业的经营权被下放了到各个企业,每年只需向集团交纳一定的费用。在此之前,“三大班子”高度把持着各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
  王宏斌认真地强调,这一调整是为了适应竞争的需要,并相信南街村的干部依旧会在各自的岗位上无私地为集体做贡献。不过一些厂里的负责人嗅出了异样的气息,他们认为这是南街村集团让大家“自谋生路”的暗示。
  此后,在经济下滑无法给村民提供更好的享受和物质时,先前铁板一块的南街村开始有了分化的迹象。
  2003年5月,公认的优秀榜样、南街村“三把手”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发突然身亡。头天的追悼会上通篇的“劳苦功高,鞠躬尽瘁”,不过第二天,有人清理遗物时,发现“劳苦功高”的王的办公室保险柜中有300万元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精神的力量”仿佛失去了作用。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事件最终以上宏斌道歉而结束。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打了3页的报告向王宏斌大胆地索要“股份”,遭拒绝,随后,耿离开了南街村。
  之后,担任过南街村集团调味品厂厂 长、油墨厂厂长的陈竹欣被“双规”。检察机关称,除了经济问题外,“陈还犯了多项错误”。再之后,有人向村委会检举,一些看起来很“老实”的人在往家里偷偷拿东西……
  进入2004年,南街村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过,在危机面前,这群农民领导们终没有表现出力挽狂澜的气质,相反,他们关起门来,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瓜分企业”的改制行动。
  2004年11月1日,在南街村集团办公室三楼,第25次股东会上,股东代表一致同意,南街村集团原有的法人股东中原工贸公司、南德油墨公司、彬海胶印公司等分别将部分股本,转让给王宏斌、郭全忠等12个自然人,计股本1亿多元。而12位自然人均“自愿接受”。
  改制在三年之后最终被媒体捅了出来。尽管“改制事件”被解释为响应河南省针对乡镇企业改制的要求,而领导们也“从未利用股东的身份牟利或分红”。不过,自然人股份的添加,从法律意义上还是宣告了南街村公有模式的终结。
  
  南街村记忆
  
  脆弱的体制一路飘摇,2008年3月王宏斌依旧组织了村干部学习《建国前毛泽东亲自处理的五大腐败案》。会上,他坚称:“南街村腐败不除,集体主义道路就无法走下去!”尽管墙上的标语依旧醒目、革命歌曲还是适时响起,集体主义在村领导的口中依旧坚挺,不过历经阵痛的南街村开始呈现出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这里,一位宾馆的服务员兴高采烈地领取了500元的工资,她在给妈妈的信中写到:“妈妈,这里管吃管住,跟在沿海打工没有什么差别”:先前害怕腐朽思想侵蚀而被严厉禁止的宽带,如今在大多数家庭也安家落户。日暮,南街村的孩子们骑着车欢快地穿过村里的朝阳门,他们无所拘束。一路谈论着当下某款流行的游戏
  针对南街村的变与不变,记者与王宏斌有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记者:面对南街村这些年的腐败与蜕变,你如何看待?
  王宏斌:南街村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社会上有的事情南街村也会有。
  记者:一方而你们坚称集体主义,另一方而你们又进行了改制,这是否自相矛盾?
  王宏斌:没有,我们都没有分红,改制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形势。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属于你的自然人股份?
  王宏斌:我要也是应该的!
  记者:那么你能告诉我,南街村集体主义的大旗还能打多久?
  王宏斌:在我有生之年,我认为,南街村的大旗不会变。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在你有生之年,你个人不参与公司利润的分红?
  王宏斌:以后的事情我不能保证!
  无论这个村庄将以怎样的姿态延续或改变,至少在历史的舞台上,它探索过有别于大多数村庄的模式和价值,而带给我们的思索与记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散去。
  
  编辑 白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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