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证:一大13名代表名单

发布时间:2019-03-01 02:42:07 来源: 行业文本 点击:

  [摘要]确定中共二大代表的名单是个难题。本文根据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和仅存的两份原始文献资料,对出席中共二大的七个地区代表是谁、毛泽东有没有参加二大、二大代表究竟有几人等问题进行了考证。
  [关键词]中共二大;代表;考证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8-007-03
  
  确定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有关二大代表的原始资料,至今所见甚少,加之年代久远,当年出席党的二大的当事人都已去世,给党史专家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课题。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记载,参加中共二大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广东)代表谭平山、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无法确定。[1]这个代表的名单来源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在该书的注释中说明:关于中共二大代表名单的根据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1922年12月9日)和中共六大《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2]
  《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记载,1922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会议开了七天,就十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一些决议。”这份文件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原稿尚缺一个地区。[3]并且没有具体的代表名单。《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于会议期间回顾了一大至五大的情况,整理出了一份关于一大至五大的代表名单,这个文件是手写的,没有署名。根据这份名单的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
  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于党的二大、了解有关党的二大代表情况的两份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确定参加党的二大代表的原始依据。这两份资料同时引出了3个问题:一是《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说党的二大的代表来自7个地区的7名代表,但是文中只列出了参加党的一大的6个地区,这第7个是哪个地区?代表是谁?二是《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中,二大代表有毛泽东,毛泽东究竟是否参加党的二大?三是参加党的二大的是否只有12人?
  目前,关于参加二大代表的名单,基本上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而定的。现在所能找到的当事人的回忆录有李达、张国焘、包惠僧和罗章龙等人。由于时间久远,且当事人的回忆相互之间或本人回忆的前后之间不尽一致,所以至今尚未能够确定所有参加者的名单。李达的回忆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其中除陈独秀、张国焘外,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达等。”[4]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写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当时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人。陈独秀、李达和我(张国焘)三个上届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党支部的代表,高尚德(君宇)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罗章龙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参加二大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谭平山、王尽美、许白昊、罗章龙等。[6]
  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中,关于中央局的代表如陈独秀、张国焘、李达,地区的代表如王尽美、蔡和森,青年团的代表施存统等6人,已经是没有什么争议了。因为在二大上,陈独秀代表中央局报告一年来党的工作概况,张国焘报告远东会议的经过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蔡和森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这些都有人回忆或者历史记载,应该是比较有力的佐证。问题在于7个地区的代表究竟是谁?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是否参加了二大?党史界尚有不同意见。
  从理论上分析,参加二大的各地代表,除了另有原因,应该是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虽然李达说,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各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这与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并不矛盾。因为1921年11月中央局已通知各地党组织,确定明年7月召开党的二大,各地党组织都应该有所准备的。从毛泽东、包惠僧回忆中都说接到中央通知,知道要召开二大。
  当时,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是张太雷或陈望道,不是杨明斋。1921年底,上海党组织根据中央局通告的要求,建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由陈望道任书记;1922年6月,陈望道辞职,由张太雷任负责人。[7]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党的二大,应该由当时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张太雷参加会议,张太雷不能参加的话才会委托陈望道或其他人参加。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张太雷或陈望道因故不能参加会议而委托他人参加的资料。反而是张国焘的回忆中说,参加会议的有张太雷。
  高君宇参加二大的可能性比罗章龙的更大些。理由是,第一,高君宇是北京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且参加了远东会议,符合李达所说,参加二大的“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参加远东会议后)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同时,张国焘的回忆中也说,出席二大的有高君宇。第三,根据高君宇在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情况,他应该是参加二大的。而罗章龙在1981年回忆说,自己曾经参加党的二大。[8]但是,有关文献和他较早期的回忆《椿园载记》里,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记载的只是他当时正忙于领导安源工人罢工。
  湖北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包惠僧。对于自己为什么没有参加会议的原因,《包惠僧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本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在党内进行‘小组织’活动,与张国焘的摩擦很厉害。二大召开以前,中央局署名‘钟英’(中央局当时的化名)写信给我说,‘武汉工作重要,叫我不要离开,出席代表可另派一位同志。’我接到信以后,联想到张国焘的‘小组织’会在二大上‘捣鬼’,于是决定:‘我不能争着要去出席,我也不能让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去出席。’我就提了项英,多数同志同意,其实,项英此时入党还不到一年。”[9]言之凿凿,是项英参加二大的有力佐证。
  山东党组织负责人是王尽美,关于王尽美参加了党的二大基本上没有异议。问题是,参加了会议的是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人,还是仅为王尽美一人?王、邓两人都参加了远东会议,两人都参加也不是没有可能。
  广州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谭平山,目前,没有资料表明谭平山没有出席会议。
  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毛泽东。《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关于二大代表名单中有毛泽东。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书记,毛泽东是完全有资格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而且毛泽东也是准备参加党的二大的。问题是,毛泽东自己说,没有参加二大。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明确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引者注:1922年,应该是7月、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10]李达在1955年8月的回忆中也确定“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11]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中,也没有记载有关毛泽东参加党的二大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参加二大的问题无法确定,这大概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2002版中“尚有一人无法确定”的原因。
  《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报告中所说第7个地区是什么地方,谁是代表?根据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这第7个地区应该是郑州。因为除上述地区外,当时党员人数最多的是郑州,有党员8人。于1922年4月成立的中共郑州支部的书记李震瀛应该是代表郑州参加二大的代表。蔡和森回忆,党的二大前,在武昌的李汉俊曾经委托从郑州经武汉到上海的李震瀛将一份“意见书”带到中共中央局,“意见书”到后,陈独秀致电李汉俊来沪参加党的二大。[12]
  邓中夏时为中国劳动书记部主任,因此,作为中国劳动书记部的代表的可能比李震瀛更大。李达在回忆中也提到:参加二大的“有邓中夏”。同时,如同高君宇一样,邓中夏在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一个证明。如果说,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也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那么李大钊无论从威望还是资历都不逊于高、邓两人,为什么高、邓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李大钊没有当选?
  再有,党的二大有没有列席代表?张太雷和向警予是不是代表或列席代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为什么会记得张太雷和向警予是列席代表?李达在回忆中也提到参加二大的“有向警予”。而且,陈独秀在1921年11月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明确提出:在明年七月召开大会前,“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及妇女运动。”在党的二大上也专门研究了妇女问题,可见中央局对妇女运动与青年运动是同样重视,作为妇女运动领袖的向警予是完全有可能参加会议的。
  所以说,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等人是很有可能参加党的二大的,但是目前也没有确凿的资料能够否定杨明斋、罗章龙、许白昊、李震瀛参加了党的二大。
  大胆地假设一下,有没有可能参加会议的代表不止12人?李达的回忆说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13]张国焘回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14]。共产国际米夫认为“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二十人”。
  总之,关于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没有直接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中共六大关于《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提出的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于党的二大的原始文献资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应该受到重视。同时,笔者认为,当时的会议观念没有像今天这般有组织的程式化,也没有专门严格的代表资格审查之类的要求,更谈不上有任何规格上的考虑。所以参加党的二大的代表除了上述11人外,目前没有资料可以否定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英、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等7人参加了一次或几次党的二大的全体会议或小组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一书中,将陈望道、邓恩铭、邓中夏、高君宇、向警予、项英、张太雷等7人都作为“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人员名单”。[15]也有资料说,刘少奇当年曾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中共二大的会务工作。会后,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将二大的会议精神和文件向湖南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传达。[16]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99.
  [2]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8―21.
  [3]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28.
  [4]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A].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87.
  [5][1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14.
  [6][8]肖�.访问建党时期的知情人[J].百年潮.2001,(5).
  [7]中国共产党上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2.
  [9]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11.
  [10][美]埃德加・斯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18.
  [11][13]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A].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A].中共党史报告选编[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57.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6.
  [1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刘少奇在上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4.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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