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传统认为，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 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各支部政策的转折点。把它作为大背景，来探讨各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固然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无论莫斯科还是中共，其政策的转变都不是以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泾渭分明。在中国，1935年《八一宣言》的发表并没有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从被推翻的对象转变为合作抗日的力量。即使参与这个重要文件起草的王明，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也依然坚持反蒋抗日。此后还出现了为推翻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而鲜为人知的计划和尝试，其中均不无莫斯科方面的参与。
　　然而，西安事变一发生，莫斯科似乎忘记了经它同意的中共正在进行的工作和实施的计划，当拟议中的被推翻者蒋介石近在咫尺被张学良扣押，甚至可以说完全有可能立即将其“推翻”的时候，莫斯科并没有喜形于色，克里姆林宫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间的电话忽然焦燥地繁忙起来，电话两端的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相当惊奇，这是为什么？二人赶紧通过《真理报》和《消息报》表态，说明莫斯科与此事件无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只能损害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怂恿日本对华侵略。
　　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本文将根据俄文档案揭示其秘密。
　　
　　莫斯科长期支持中共“反蒋抗日”
　　
　　莫斯科支持中共坚持反蒋抗日的方针。这个过程至少到1936年7月。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一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如何由中共尽快取代蒋介石，掌握全中国政权和领导抗日而做出的努力。此点在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同陈铭枢谈判的过程中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陈铭枢同中共代表潘汉年在福建和香港接触，就抗日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到了莫斯科。1936年5月29日共产国际收到陈铭枢就“中国人民革命联盟”一事致中共中央的信，其主旨在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政权，同中共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陈信明确提出团结一切力量组建以“中国人民革命联盟”为形式的民主政府，以19路军和中共的红军为主干，建立抗日联军，收复失地，立即组织抗日；中共应当是该联盟的实际领导者。
　　其组织系统是：在联盟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依次设立军队和海外特别支部以及省委、区委、支部、小组，各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下设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国外局、组织局、鼓动宣传局、经济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及19路军重建委员会。信件提出，中共派遣一定数量代表进入联盟；吸收19路军领导人以及文化界、政界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同地方组织密切联系，需要时可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同时提出建立统一战线，为人民阵线政府的建立做准备，1.统一战线的组成：所有愿意抗日的政党和团体；抗日头面人物；所有支持抗日的社会组织、学生团体；文化界、政界人士和一切社会抗日力量。2.统一战线建立的方法：中共、人民革命联盟、东北抗日团体和学生作为发起者；在上海、香港、南京和海外建立基地，以备扩展至全中国；6个月内在相应地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奠定今后建立全国抗日国防政府的基础。
　　信件还提出：19路军和中共红军要在武装斗争、文化组织等方面合作。中共将联盟包括派遣人员、提供经费和武器等多方面的帮助提出保密规定，在人民革命联盟方面，只有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可以知道详情，其他人不得与闻。
　　王明看过上述文件后于1936年5月26日致函季米特洛夫，报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陈铭枢等代表在莫斯科谈判的情况，同时他本人也正在同康生准备中共方面的协议书，会尽快呈上审批，以便结束谈判后立即开始实际行动。王明、康生、陈云与米夫起草的同陈铭枢谈判的方案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作了修改和批注，经曼努伊尔斯基和莫斯科文(特利尔谢尔)签名认可后，1936年6月19日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为题发给中共。其内容为：
　　一、中共代表1.应当十分谨慎，因陈受到相当一批毫无原则的政客的影响；2.不要让陈等感觉到中共同其谈判乃受到苏联代表的默许3.只能把陈看作19路军和福建自治政府的拥护者，而不是像救国会那样成熟的政治派别；4.千方百计提高中共的威信，将其视为独立的力量，而把中共中央视为完全有能力解决抗日统一战线各种问题的惟一的机构，中共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领导职责。
　　二、赞同与陈派为抗日救国而签订友好合作互助协定，但中共代表应当向陈及其追随者说清，关于合作形式(诸如关于组建抗日联军，关于建立全国性政治组织以克服抗日运动的分散状况等)问题的谈判，只能在中共中央特命全权代表所在地举行。
　　三、中共代表可就下述问题同陈派代表达成口头协定关于加强、扩大以下机构的活动，以及给予财政支持的问题(香港《大众日报》，菲律宾《先驱日报》等)：1.在香港建立培养国民革命干部的学校；2.中共派遣人员帮助上述报刊工作和学校的建立；3.关于加强对旅英、旅法华侨和加强中国之友协会工作的问题；
　　四、由中共经费中划拨2万美元，视中共代表所提要求使用。
　　经过陈铭枢的代表同王明、康生的谈判，此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36年7月1日，陈铭枢致函中共中央，阐述中国人民革命同盟的主张：争取国家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目前的行动纲领是，进行国民革命；集中陆海空军的力量收复失地，推翻南京卖国政府，召开国民会议；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没收汉奸财产；联合被日本压迫的国家和各阶级共同抗日；联合所有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反对一切敌视中国支持日本的分子；反对土豪劣绅，减轻赋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至于抗日军队，则应当以19路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组建抗日救国联合政府；开展全民抗战；释放政治犯；恢复19路军；支持抵制日货；实施抗战教育，发扬民族精神；联合国际朋友，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信中明确提出：“中共是目前中国惟一伟大而牢固的政党。国民党不仅以其行动背叛了革命，出卖了中华民族，而且在组织方面也已经分崩离析。”陈信说“我们早就看到国民党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绊脚石，所以在福建革命期间，我们就坚决宣布退出国民党”。还说，中共的方针政策指出了通向中华民族解放的惟一道路。陈表示，欢迎中共加入其联盟。自己理论水平低，衷心希望接受共产党的帮助。
　　总之，这个方案的关键还是通过内战灭蒋，恢复19路军，让中共掌权，领导抗日。
　　二是，中共为“争取”杨虎成和张学良部从1936年初就开始做工作，派遣了刘鼎至张学良处进行策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明白中共的意图：在摸清了杨虎城的底牌――他从来不反对共产党和红军，特别是他曾经与张学良讨论过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等情况后，中共循着以下两个线索开展工作：1.着力争取张学良的12―15万军队。在中国西北组建中共、张学良、阎锡山的抗日联合力量；2.在广西、广东、四川建立红军同地方军队的反蒋统一战线；3.建立社会名流和所有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根据这样的估计，拟在1936年春进行的直接行动：让陕西、山西的张学良、阎锡山部停止进攻红军。中共的游击队和江西、福建的军队建立联合阵线；对19 路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和鼓动；为此必须：在国民党占领区加强中共领导，促进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促进中国红军同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确定红军的走向，以为之创造有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提供相应的帮助；加强满洲抗日武装的活动，将其同游击队和正规军以及国内政治活动家的联系起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知晓此事，并于1936年5月19日讨论了王、康二人的建议。这个过程直接说明，苏联在中共争取张、杨的初期就已经直接给予指导，也表明了莫斯科在这个过程中一度起的作用。
　　
　　季米特洛夫首先变化
　　
　　但是，事情出现了变化，莫斯科出现了多少不同的声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季米特洛夫从年中开始逐渐改变对中国事务的立场。
　　众所周知，他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强调的就是联合各种力量对抗法西斯进攻。在对待中国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是比较早地看到需要帮助中共改变对待国民党政策的人。
　　中共自1934年红军离开江西、福建后就中断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1936年3月中共收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5月收到王明在会上的讲话。它们成了中共制定军事行动计划的依据。1936年年中，共产国际恢复了同中共的电信联络。季米特洛夫从中共报告中得知了后者情况和军事行动计划。
　　1936年7月，中共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从1935年开始，中共为抗日和推翻蒋介石政府而努力争取西北军。杨虎城支持中共，李克农已经同张学良接触过许多次，张学良手中的8万军队中已经明显地表示了抗日、反蒋、联苏的愿望。鉴于四川地方势力刘湘、华北宋哲元都有抗日倾向，就连邓宝珊也表示了接近中共的倾向。所以目前必须加速中共对西北军的工作。报告称：只要红军一采取行动，西北就一定成为革命基地，西北国防政府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报告提出，现在最需要的是请苏联提供援助。因为需用钱的地方很多，首先要维持张、杨部队，光军饷每月就需要200万。一旦张部起事，南京政府就不会再给他任何费用。杨虎城部有3万官兵，薪饷十分缺乏。报告估计，红军进入甘肃后，这里600万人口的税收养活不了20万红军官兵和东北军。如果东北军加入抗日联军，那就将有7到8万官兵需要军饷。故此，中共请共产国际提供300万元援助或通过海外华侨和世界工人的募捐筹集这笔巨款。
　　中共预计，将在两个月内就同西北军发起联合行动。也就是说，拟在9至10 月间起事。当时的具体行动方案有两个，第一个方案是，待黄河封冻后，红一方面军在12月前后占领离蒙古边界约400公里处的宁夏地区，四方面军占领兰州后，向甘肃西部的肃州挺进，二方面军在甘肃南部断后。这样既可巩固苏区，又可就近取得苏联援助。该方案的实施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苏联援助。第二个方案是在前一个方案不能实施的情况下采用的。如果苏联不能给予援助，则所有三个方面军都朝河南、湖北方向集中，准备明年行动。
　　时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的卡冈诺维奇给斯大林的电报称，中共第一个方案可行，但不得让中共朝新疆方向进军，以免脱离中国腹地。待红军占领宁夏后，苏联可提供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这批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通过乌里茨基洋行售出。9月9日斯大林同意了这个决定。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周恩来、毛泽东、洛甫和博古发电，告知这一决定。斯大林难道真的会将该计划坚持下去吗？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他在西安事变后的“着急”原因之一。此点留待后叙。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说明莫斯科认可了中共策反张学良的计划。1936年7月1日，潘汉年致王明的信中报告了陈济棠、孔祥熙、李宗仁都想同中共谈判抗日的消息，宋子文、孔祥熙确实有意同共产党商议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他们已经派遣了神甫董健吾通过张学良驻地到了苏区，潘还派了一个人带着致毛泽东和朱德的信。
　　信给人的印象是争取张学良的一切工作似乎都在顺利进行：中共已经同张学良达成了协议，刘鼎的工作开展顺利。左派作家老共产党冯雪峰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也已经接头并且经商议后派遣了李杜和张学良的代表经法国到苏联去了。他们于6月30日经香港前往。鉴于张学良的合作态度，共产党自然要设法派遣人员前往西安。特别重要的动态是，潘告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陈立夫和陈果夫也想同共产党谈判。
　　另外，潘信列举了一批可资争取和利用的文化界名人。邹韬奋是其中之一，他主笔的《新生报》因宣传抗日而遭南京政府查封，此后他于1936年6至7月在香港出版《生活日报》。潘认为邹的处境决定他和该报完全可以被争取过来，百分之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潘称：邹需要财政支持，希望我们资助1万中国元(约3000-3200美元）。信中，潘请共产国际给予财政帮助。另一个人是杜重远，他是《新生》报主笔，因反蒋被捕入狱。第三个就是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章乃器。这三个人在中国威信都很高。
　　从现有史料看，共产国际认可了这些做法中某些部分，但是也有了重要的修正。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信后，1936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会议上表态，对中共政策中新出现的这种激进而不现实的倾向作出了明确的修正。三天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王明、康生、史平(即陈云)据上述精神联合写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稿反映了这些修正。其要点是：
　　1.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前提，不应该是削弱苏维埃，不能把红军溶合于一般性抗日军队，把中共溶合于一般性政党之中。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各派政治力量：中共、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力量在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和协定，各派力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自己的地盘负责，但服从统一指挥，完成共同的军事计划。国防政府应当是真正代表各派抗日力量和政党的政府。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在肯定中共所做争取张学良工作的同时，对于中共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表露了相当程度的担心和不安，说这样的做法会使一些野心家渗透到党内，同时，认为中共不加选择地把学生和其他军队的人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建议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团结一致”，国民党统治区应当避免大批发展党员，仅仅吸收工农学界中的优秀分子和经过考验的分子入党。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同意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对过去的经济政策作出根本性修正：停止不必要的没收行为，特别是停止没收出租土地的小私有者，以及积极参加抗日的官兵的土地，允许自由贸易。“但是我们认为让有产阶级的代表在苏区参政是错误的，因他们可能从内部破坏政权机关。”
　　4.此信批评中共“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的方针，说它“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大敌，目前一切应当服从这个大局。此外，不可能顺利地同时进行抗日与反蒋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顺利抗日，必须让蒋介石的军队或其大部分军队参加”。
　　为此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中共应当立即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就停战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在苏区接待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
　　5.至于谈判，信中提出的建议是：停止内战，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建立联合指挥部，制定统一的抗日计划，同时保持红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抗日前线的部分地区；向红军提供一定的地盘做根据地，并配备适量的武器；释放在押的共产党人，停止对共产党人的迫害。
　　另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评了中共1936年6月12日发表的《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认为它号召支持西南军队反蒋的声明是错误的，中共应当坚决反对由日本帝国主义者煽起的进一步内讧，集中火力抗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改变“立即对日宣战”的口号，而明确宣传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强调中国人民进行的是自卫战。所以最好提出“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的口号，以及保卫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中国人民自由的口号。
　　6.信中指示中共保持同张学良的联系，利用他来开展中共对张部的工作，加强中共在其各部队的势力，对张部官兵进行抗日民族阵线思想的广泛宣传。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当作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军队)失利后，“张学良完全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会背叛”中共。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让中共立即实行苏维埃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确实建立起来了。但是无论中国红军还是苏区都因国共内战而遭受了巨大损失。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接着占领华北，其侵略气焰到1936年有增无已。季米特洛夫此时明确指出中共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突出强调中共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红军，而是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去团结绝大多数中国人共同抗日”。我们可以将这番话理解为对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任务的直接修正。
　　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当归于中共。提出“要创造条件逼蒋抗日”。至此，“联蒋抗日”的音符并没有出现，其基调与1935年底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的决议有许多一致之处。
　　同年9月，中共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得知中共计划受到莫斯科的支持，便加强了进军西北的工作。“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两个月后占领宁夏”。同时，中共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陈果夫开始接触，与19路军的联系形式也进一步明确，拟同包括该军在内的反日力量签订一个《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
　　此后“反蒋”的口号逐步从中共的宣传中淡出了，中共明确表示要停止对国民革命军的攻击行动，联蒋的倾向开始明确。然而事实上，为保存红军，此时毛泽东的方针依然是“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另外，中共也没有放弃关于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的宣传，它为胡宗南失败后其部队内部充满这样的良好气氛而感到满意。
　　1936年11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王明，“联蒋”的思想开始明确，电报要求中共建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全中国的抗日指挥部，着手实施抗日的具体行动；红军在自己的防区完成统一指挥部的命令；红军保持现在的称号，但宣布自己为南京政府军的部队，是全中国抗日救国军队的一部分。
　　当然，这仅仅是指示，是方向。事实上，国共两方面剑拔弩张的局面依然存在：
　　蒋介石并没有停止进攻红军，12月4日他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成进攻西北中共红军。
　　12月5日，毛泽东致电国民党领导人中的“抗日派”孙科，明示在国民党内能够领导抗日的，“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再清楚不过地流露了毛泽东希望孙科取代蒋介石掌权的意思。次日，毛泽东会同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联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望两个半月后苏联援助运至安西，后二者便可以夺取安西和肃州，逐步实现拟议中的打通西北的计划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莫斯科的反映
　　
　　以上情况说明，莫斯科当时与中共的想法基本一致，但其中不乏难以落实之处：既要服从统一的抗日指挥部命令，在自己的防区执行由最高指挥部统一分配的任务，又要借助苏联物力和战略上的支持打通西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安事变发生了。
　　12月14日夜，季米特洛夫先收到邓发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报告晚些时候才到)后，第一反应便是，这个事变只能“有利于”日本。斯大林则十分震惊，他以责问般的语气问季米特洛夫是否“默许”了西安事变。接着又开始怀疑王明，特别是在14日得到王明想让中共枪毙蒋介石的电报后，这位莫斯科的执牛耳者甚至不明白王明是否在捣鬼，是日深夜，他问季米特洛夫，王明是否“是个挑衅者”。
　　其实，季米特洛夫也很着急，他立即致函斯大林，责备中共“不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多次警告，还是同张学良建立了事实上很密切的友好关系”。“虽然我们还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报告，但是很难想象，张学良的冒险行动就没同中共们协商甚至未有他们的参与。”他认为凭此一举，中共和红军就“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处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开始感觉到莫斯科在指导中共方面有不当之处。他承认：
　　“我们觉得，本来就应该建议我们的中国同志采取自主的立场，反对内讧，强调党过去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和毛泽东在［1936年7月16和9月13日同斯诺―笔者］谈话中表述的立场，和平解决冲突，并由拥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各党派在民主基础上达成谅解和采取共同行动。”
　　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其语气相当强硬：不管张学良的动机如何，他的行为客观上只能伤害中国人民集结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怂恿日本的对华侵略。电报在列举了中共应当遵循的四个原则后，特别强调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不要突出联合苏联的口号。”显然，莫斯科怕与西安事变“沾边”，怕惹怒日本，怕受到国际舆论对苏联干预中国内政的谴责等因素。
　　斯大林迅速采取了几个重要的行动。首先是12月14日，苏联两家最大的报纸《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无关，谴责张学良受日本挑唆制造了伤害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变。第二，他安排了频繁的中苏外交接触。12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会见了从中国回国述职、当时正在莫斯科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后来又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当面表达“中国许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张学良是第三国际的统一战线分子，他的举动与第三国际不无关系”。这话使李维诺夫先暴跳如雷，接着便严正“声明”：莫斯科对于第三国际的行为不负一丝一毫的责任。第三，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拍发了上述电报，指出事变会伤害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仅仅对日本有利。
　　第四，如果说上述电报像是处理西安事变的纲领性的指示，那么，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1937年1月16日讨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1 月20日通过)就旗帜鲜明地批评中共并且提出了几个重大的政策性的问题：
　　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特别的意义。
　　2.现在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看出党过去方针的错误所在――建立一个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的统一战线和推翻南京政府。尽管党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错误的方针。共产党事实上推行的是分裂国民党的政策，而不是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协议被看作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投降。同西安事变发动者进行的合作，旨在反对南京政府，而不是与之携手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一切都为亲日派帮忙。
　　电报指出，党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真正停止内战，首先是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方面放弃剿灭红军的政策。要争取同南京政府一起抗日，初期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正式协议的条件下合作。据此党应当公开声明并坚决实施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方针，凡旨在团结一切停止内战和团结中国人民抗日力量，保证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举措，均予以支持。
　　至于同张、杨部队的合作，电报认为也应当服从这一任务。在西安不得开展任何公开的共产主义的行动；不要就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所做的许诺大做文章，不要提出立即对日宣战的要求，突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是不合时宜的。要大张旗鼓地在全中国宣传抗日。
　　电报还要求中共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和红军力量。
　　1937年1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本着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电报的精神，更加直接地询问中共，是否认为在苏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而转向在民主基础上实行人民革命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意味着首先，1.把苏维埃政府转变为人民革命政府；2.把红军变为人民革命军；3.大的中心城市保存苏维埃，但不是将其当作政权形式而是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一切没收土地的做法。
　　接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询问中共，是否认为这样的方针有利于团结全中国人民的力量来保卫祖国和建立全国性的民主共和国。电报的语气是商量，实际仅仅是语气而已。中共几乎已经没有不同意的余地。
　　第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收到中共电报后特别是在得知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后，于1937年2月5日明确要求中共做下述表态：“中共和红军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和团结一切力量抗日的所有举措，中共和红军愿意同南京政府协商，以求依据民主原则改组苏区的制度，”尤其重要的是，让中共“承认南京政府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在这个基础上调整南京中央政府和各苏区政府的关系”。至此，推翻南京“卖国政府”已经为承认它“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取代。这确实是中共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
　　第六，莫斯科做出对国民党友好的姿态。在世界风云变幻，法西斯势力日渐猖獗的形势下，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有增无已。中国抗战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莫斯科坚定了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战，以保证其东线无战事的方针。同时，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管蒋介石是否知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态度，后来他甚至当面向苏联驻华大使直接表达对苏联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给予的帮助的感谢。
　　1937年2月12-22日国民党举行五届三中全会时，蒋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严厉批判中共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21日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载明，要把中共关于阶级斗争的“赤化宣传”及红军一律“根绝”之。但会上出现了明显的新倾向。在对苏关系方面，国民党有了一定的变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向大会呈交的提案，策略地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强调国民党应当坚持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案痛心地回忆，由于“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的惨痛教训，建议“恢复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这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在国民党这个执政党内造成了有利的气氛。
　　与此同时，苏联也做出了与国民党接近的姿态。1937年3月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为蒋介石准备了三份重重的礼物：一是不反对在苏联居住长达12年的蒋经国回国，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甚至据斯大林指示亲自安排他的回程。二是苏联同意向南京政府提供相当于五千万墨西哥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苏联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同意在苏联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手。三是，向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苏联接受鲍格莫洛夫的建议，决定派遣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一外交姿态对于刚刚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对于正在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是一种有力的声援。
　　会后两天即3月10日，季米特洛夫安排蒋经国到莫斯科，于3月26日接见他，然后派他回国。同蒋经国谈话时，季氏特别强调过去试图以苏维埃救中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共产党现在有诚意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团结抗日，因为蒋介石是“能干的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最伟大的领袖”。
　　莫斯科明显地看到，“反蒋抗日”方针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靠19路军和红军建立一支军队的计划的很难实现，因之让中共依靠这支军队为后盾立即掌权已经不可能；而建立抛开蒋介石的统一战线，靠中共实施其打通西北接受苏联援助并同张学良、杨虎成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不仅行不通，而且引出了大的麻烦，把苏联过早地牵涉到对日作战中，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既然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正式政府，蒋介石并非没有能力抗战，莫斯科方面即苏共、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便决定让中共立即在苏维埃化的道路上“刹车”，立即放弃中国苏维埃化的口号，惟恐中共给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添乱”。尽管如此，莫斯科并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援助和支持。毕竟中共是“自己人”，1937年3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告诉中共，已经为其拨出80万美元。今后还有补充援款继续拨出。
　　莫斯科这种双管齐下的对华外交一直持续到1949年。
　　（责任编辑：晓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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