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清查516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当时,我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以下简称国务院农办、农政)工作,亲历全过程,了解清查“五一六”的起因、发展和结果,有切身感受。
　　国务院农办、农政是中央农林口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统管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农机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及所属大专院校的行政业务和政治工作。
　　“文革”开始后,按中共中央指示,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立即成立农林口文革小组,秦化龙奉命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统一负责领导农林口的“文革”运动。
　　1967年9月,康生、江青、谢富治在红卫兵会议上,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秦化龙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台”。于是,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从此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接着农林口各部开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在漫长的清查过程中,不仅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被作为“五一六黑后台”长期关进秦城监狱,国务院农办副主任梁步庭、杨煜,农政副主任王振扬,林业部政治部主任吕清,农业部副部长吴振等大批高级干部,统统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农垦部部长王震也被列入“五一六黑后台”的黑名单。
　　我是秦化龙的秘书,又是同他一起从上海警备区调进北京的,因此,被划为秦化龙的“亲信”和“五一六重要骨干”,长期遭到关押并经受专案审查。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借“一月夺权”和反“二月逆流”,在中央机关制造混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时,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以纪念为名成立“五一六兵团”
　　1966年5月,康生、陈伯达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确定了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它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1967年初,张春桥、王洪文等在上海策划“一月夺权”,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指示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肯定“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这大大鼓舞了首都红卫兵的夺权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参与中央机关夺权斗争。
　　尽管当时中央机关许多领导对上海夺权“不理解”,认为中央机关的权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普遍反对在中央机关搞夺权,但出于对领袖的信任、崇拜,有些人还是响应号召,布置自己信任的群众组织抢先夺权,避免造成工作被动。
　　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就是如此。
　　机关一部分人按照领导安排夺权,宣布成立“国务院农林口革命委员会”,由机关红卫兵、工人造反团实行一派掌权。并模仿上海“一月夺权”的做法,发布一号通令,宣布机关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实行围攻、抄家、抓人、打人、监督劳动。原先平静的机关,顿时形成对立的两派。
　　恰巧此时,谭震林、陈毅等在“文革”问题上,与江青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发生意见分歧,出现激烈争论。康生、陈伯达、江青等马上借题发挥,炮制了一个“怀仁堂事件”,并在毛泽东面前诬告谭震林、陈毅等人反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搞二月逆流,复辟资本主义”。还指责谭震林在农林口搞假夺权,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
　　江青等人策划的反“二月逆流”战斗打响后,各院校的红卫兵闻风而动,纷纷进驻农林口各部机关,顿时农林口机关局势大乱。
　　大批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进驻农林口机关安营扎寨,到处寻找反谭震林的炮弹。他们发现: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正在农林口机关大院被作为反党分子遭受批斗;在农垦部,他们又发现王震也被作为反党黑帮批斗;他们的秘书和同情者,同样被打成了反党分子。
　　于是,红卫兵们决定为秦化龙和王震等打抱不平,强烈请求周恩来为他们平反。
　　有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王震时,当面说过:“王胡子啊,听说有人要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王震问题显然已不成问题,剩下让周恩来操心的是秦化龙问题。
　　五一劳动节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国务院农办、农政及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林业部、中央气象局机关干部和院校红卫兵的代表,广泛听取大家对秦化龙问题的意见。周恩来当场明确指示召开秦化龙问题辩论会,希望通过辩论,弄清是非,消除分歧。
　　然而,江青等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对毛泽东、周恩来在五一劳动节,安排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上天安门城楼心怀不满,暗中唆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首都红卫兵中,进一步煽动极左思潮,散布“牢牢掌握大方向,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新反扑”,口号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斗争目标明显对着周恩来。
　　在5月16日那天,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极少数红卫兵,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利用《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日,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那些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宣言还要求“应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周恩来,但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一向受大家尊敬,特别是不久前多次接见我们,指示开辩论会解决秦化龙问题,我们非常感激。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居然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我们十分恼火,立即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批判。同时找组织“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头头谈话,严厉责备他们不顾大局,无事生非,给我们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运动添乱,制造麻烦。
　　好在他们人数极少,年纪轻,思想转变快。受批判谴责后,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五一六兵团”,并停止一切活动。
　　“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虽然短命,只有一天历史,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无穷灾难。
　　“五一六”思潮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周恩来主张进行思想教育,正面引导。但江青等人借题发挥,贼喊捉贼,利用抓“五一六”排除异己
　　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出现,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又打倒了陶铸。接着,指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趁热打铁,在狂热的红卫兵中散布“当前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旧政府(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矛盾”,矛头直指国务院。
　　为了搞垮“旧政府”,他们编造谎言欺骗毛泽东,掀起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狂涛骇浪,策划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七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统统打倒,从而试图搞垮“旧政府”。
　　当时,江青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仍不甘心。于是,1967年5月,他们借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纪念,再次煽动红卫兵,打着纪念、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兴起极左的“五一六”思潮,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五一六”组织,制造社会混乱。
　　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才出现了农大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就在这一时期,北京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等处也突然出现“火烧李先念”、“油炸余秋里”、“炮轰徐向前”这一类标语、传单,落款均为“五一六”。他们还在首都繁华地区,秘密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宣传品,攻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这些号称“五一六”的组织,突然不约而同地出现,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思潮。其不同点是: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农大“五一六兵团”,是公开的红卫兵组织,而且只成立一天,参加者有名有姓;后者则是在夜间秘密活动,经常神出鬼没,行动诡秘。
　　广大群众对这些肆意攻击周恩来的恶劣行径极为气愤,强烈要求严惩。不久,秘密活动的“五一六分子”(首都钢铁学院的红卫兵),很快被群众和公安机关抓捕,“五一六组织”遂告瓦解,不复存在。
　　其实,无论是农大“五一六兵团”,还是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它们都是“文革”时期在林彪、江青煽动的政治思潮下出现的产物。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所有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群众,都争先恐后地用“东方红”、“井冈山”、“延安”、“红旗公社”等革命色彩鲜艳的字眼,建立造反组织,标榜自己特别革命。甚至荒唐提出“一切权力归×××”的极左口号。用“五一六”命名造反组织,就属于这一类型。
　　1967年5月以后,林彪和江青等人认为全国乱得还不够,提倡“越乱越好,乱了敌人,锻炼自己”。于是,他们指使王力、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不断鼓动红卫兵大闹特闹,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高潮。
　　到了七八月间,全国混乱局面达到了高潮,冲击领导机关,揪斗党政军领导人,抢劫军火的恶性事件频繁发生,局势严重失控。
　　于是,毛泽东及时发出最新指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警告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他还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各单位组织“大联合”,进行“斗、批、改”。
　　尽管“五一六”攻击的矛头是对着周恩来的,但他认为那是红卫兵中少数人的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对学生主要应该进行思想教育,着重正面引导,没有必要扩大追查范围。
　　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组组长袁光强曾经回忆,他最早发现“五一六”的标语后,马上向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汇报,后组织了“五一六调查组”。经过一两个月深入、全面、认真的调查,查明秘密“五一六”的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红卫兵,所有骨干分子很快就被公安机关抓捕。
　　事后,这个直属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五一六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
　　然而,江青等人却违背事实,继续借题发挥,在“五一六”问题上大做文章。
　　就在记者调查组提交了调查报告后,他们却精心策划把一大批军内外领导干部,无中生有地同根本不存在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挂起钩来,进一步排除异己。
　　在此之前,他们首先拿农林口秦化龙问题做文章,以求“一箭数雕”:
　　一来,因为秦化龙曾是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后调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担任主任,“文革”初期还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参与中央文革开会汇报活动,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经常上天安门陪同中央领导人接见红卫兵,报纸上有名,广播里有声,有社会影响。二来,林彪、康生他们也知道周恩来十分关注秦化龙,曾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组织辩论会,想通过解决秦化龙问题,要求为平息中央机关派性斗争做榜样。三来,他们还知道1940年马明方、秦化龙等100多人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是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解救回延安的。秦化龙等人的“叛徒”问题大有文章可做。四来,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不久前又出现过农大“五一六兵团”。
　　所以,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你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一击、立新功啊!”
　　反“二月逆流新反扑”和清查“五一六”如出一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一手策划的政治事件,以便从不同方向排除异己
　　1967年9月后,首都红卫兵开始返校“复课闹革命”,工宣队、军代表相继进入学校和国家机关,实行群众组织大联合。轰动一时的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五大红卫兵“领袖”失去价值,不再成为依靠的力量。不久,他们的政治命运走到了尽头,先后成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纷纷被逮捕关押审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特地指示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该予以彻底揭露。
　　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后,江青等人看到形势不妙,马上采取丢卒保车、贼喊捉贼的手法,抛出经常出头露面、煽动造反的头面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替罪羊,公开宣布将他们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逮捕,以平息毛泽东的震怒。
　　进入1968年后,林彪和江青等人又玩弄政治权术,在军队领域相互勾结,开始导演一场新的夺权斗争。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策划制造了一个“杨、余、傅反革命事件”,诬蔑在解放军担任重要职务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诽谤他们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3月27日,中央文革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
　　就在这一期间,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担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着重思想教育的指示,极力夸大“五一六”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任意扩大清查范围。
　　1969年9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开展斗、批、改。
　　不久,中央机关“五七”干校很快就按照林彪、江青等人统一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五一六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我们这些保秦化龙的干部,立刻被划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骨干,实行专政,隔离审查,残酷斗争,强迫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罪行。
　　为了大造声势,发动群众,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高潮,1970年元旦刚过,干校军代表特地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会上,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我,分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
　　随后,“五一六”专案组趁热打铁,突击审讯我们,大搞逼供信。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有一次,竟对我连续进行三天三夜72小时残酷审讯。幸亏当时我年轻,身体好,意志坚强,终于挺过了磨难。
　　由于清查“五一六”扩大化,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和农垦部、农业部一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有的干部吓得逃离干校。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制止逼供信,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实际上是鼓励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令人费解的是《通知》竟然把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文革”初期帮助林彪、江青等人搞阴谋诡计的“王、关、戚”等并列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通知》下达后,农林口机关和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的清查运动,不但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深挖”扩大。
　　那时,农林口干校到处张贴“坚决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大标语。周围农民搞不清楚,他们好奇地问:“你们干校只有200多人,怎么会有516个反革命分子?!”原来他们把“五一六”当成数字理解,并没有当成“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理解,令人啼笑皆非。
　　然而,“文革”风云瞬息万变,变幻莫测。
　　1970年8月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同林彪集团秘密串联,抛出了“天才论”。没有想到毛泽东恼怒地指责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从此,陈伯达由政治舞台的巅峰突然跌入谷底,曾经赫赫有名的全国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陈伯达,一夜之间反而被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操纵者。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突然召集我们开会宣布:“你们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们听后一头雾水,面面相觑:到底谁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谁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大家哭笑不得,莫名其妙。
　　粉碎“四人帮”后,原有的“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自杀。“五一六反革命”案真相大白,它完全是阶级斗争虚构的冤假错案
　　1971年林彪集团垮台,农林口干校清查“五一六”专案组摇身一变,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好汉,他们继续对我们进行审查。不过方式有所改变,不再是残酷斗争审讯,而是改为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天天让我们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活学活用,交代“五一六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五一六”组织,他们退而指点“迷津”:“既然没有‘五一六’组织,那就交代‘五一六’思想吧!”
　　1974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五一六”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5年多的我们,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五一六”问题并没有宣布结束审查,要我们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秦化龙依然关押在秦城监狱里,吴文平也依然关押在湖北沙洋监狱里。
　　后来,政治形势开始有所变化,我们也不甘心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心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五一六”,以便营救仍然身陷狱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
　　有一次,我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子兵相约,一起去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我都是他的老部下。我们调离上海警备区后,刘传新调到南京军区任某军政治委员。“文革”期间,他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过去,我们都十分熟悉,他进京后与我们也有过接触交往。
　　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我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他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那时,江青等人还在台上,我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一些有关“五一六”的信息。谁知他眉头紧锁,苦恼地指着办公桌上一大堆档案说:“你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五一六’,关在监狱里,材料一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接着,刘传新伤感地对我们诉说:“我在这里抓‘五一六’,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做‘五一六’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五一六’,我也说不清!”
　　刘传新是奉命进京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使命的军政治委员,又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安局长,居然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五一六”问题。
　　时隔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因刘传新为“四人帮”在北京办了不少事,群众愤怒,强烈要求审判他。刘传新自杀了。
　　同样,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也选择了自杀之路。
　　至此,曾经轰轰烈烈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成为“文革”史上一幕既可悲又荒唐的历史。
　　后来,我们单位当初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捕的吴文平等人也出狱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分配了工作。
　　在这之前,胡耀邦曾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秦化龙问题,作出结论指出“把秦化龙同志作为叛徒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长期关押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因秦化龙在狱中受迫害致残,已经丧失工作能力,中央特地任命他当顾问。
　　农林口其他被诬陷为“五一六后台”的梁步庭、吕清、王振扬、吴振等人,也统统恢复名誉,相继分配了工作。至于农林口司局和处以下干部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人数更多,也都分配了工作。
　　对于“五一六”问题,胡耀邦感触很深。“文革”期间,他在团中央“五七”干校目睹那么多熟悉的好同志,一个个莫名其妙被打成“五一六”;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又发现自己熟悉的许多优秀干部,也因被打成“五一六”在不断告状,人数之多相当惊人。他审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发现:虚构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根本就不存在。他极为气愤地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几个数字吗!于是,胡耀邦下大决心,大刀阔斧为“五一六冤案”众多的受害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历史证明,当初耸人听闻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纯属自上而下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教训极为深刻,令人永难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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