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三次婚恋]丁玲人品低劣

　　丁玲是我国现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一生创造了辉煌的文学成就，也经历了政治上的坎坷与风雨。同时，她的感情生活也充满了浪漫、曲折和忠贞。丁玲一生中曾经历了三次婚恋，第一次以爱人的牺牲而告终，第二次则以爱人的背叛而结束。只有第三次，她才与夫君携手并进，度过人生漫漫的旅程，美好的爱情也在政治风浪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升华。
　　
　　初识胡也频，与浪漫诗人迈进婚姻的殿堂
　　
　　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风暴吹到湖南，正在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丁玲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演讲，并开始接触新文学作品。1922年2月，丁玲作为具有叛逆思想的新女性，毅然解除了和舅父家大表兄的婚约，离开湖南来到上海，同好友王剑虹一起进入了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1923年冬，王剑虹同共产党人瞿秋白结婚。不久，丁玲只身来到北京，先在―个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偶尔也去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1925年初，2l岁的丁玲与胡也频相识。胡也频是福建人，因少年时家道败落给人当了学徒，后到天津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轮机；1924年在北京《京报》副刊《民众文学周刊》做编辑，并开始文学创作。远离家乡，爱好文学，使这对青年男女有了共同语言。胡也频那诗人的气质，火一样的热情，吸引并温暖了丁玲那颗孤独的心。这年夏天，丁玲趁暑假回湖南探望母亲。没想到的是，胡也频也一路“追”到湖南。爱情的浪漫与执着，深深打动了丁玲的芳心，她在寻找一生归宿的旅途中，感到了胡也频那真挚情感的可贵。那个夏天，他们在一起谈人生，谈文学，谈理想，憧憬着美好的明天。
　　暑假结束回到北京，在香山脚下的一间农舍里，两个漂泊者点燃红烛，开始了新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既洋溢着热情也充满了贫困。他们住的房子虽十分简陋，但每月还需9元钱租金，靠胡也频那点微薄的稿费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人买菜，―人烧饭；一个读书，一个写稿。期间，丁玲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不断充实着自已的精神世界。由于胡也频的稿费收入不稳定，丁玲便不得不时常将自已的衣物拿到当铺典当，以应生活之急。
　　然而，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贤妻良母并不是丁玲的理想。1926年春，丁玲结织了刚到北京的著名戏剧家洪深，并看了他带来的电影，于是产生了想当电影演员的梦想。在丁玲的鼓动下，胡也频和丁玲来到上海，进入明星电影公司。明星电影公司曾拍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风靡一时的进步电影，培养出赵丹、周璇等一大批明星。电影公司对丁玲很满意，要跟她签3年的合同。临到签合同时，丁玲犹豫了：要将3年的青春‘卖’给一家电影公司，这不符合她的性格。于是，丁玲退出了电影界，又去拜访南国剧社的负责人田汉，想当一个戏剧演员。可很快，当时戏剧界的不良风气又吓退了她。最终，她想从事演艺业的梦想破灭了。
　　带着一腔的失望，丁玲与胡也频重又回到北京。在胡也频的鼓励与支持下，丁玲拿起笔写起了小说。在昏暗的灯光下，丁玲把她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通过笔下的人物一一表现出来。1927年12月，由沈雁冰、郑振锋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了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梦珂》，紧接着，又发表了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作品一问世，立刻轰动文坛。此后，丁玲的小说一篇接一篇地展现在读者眼前。1928年10月，丁玲出版了她的第―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翌年5月，又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自杀日记》。看到丁玲的成功，胡也频的高兴一点也不亚于丁玲，他毅然放弃自己在北京的事业，陪同丁玲到上海定居。
　　1929年初，雄心勃勃的丁玲冀望在文学事业上开辟出―片新天地。她同胡也频、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和《红黑创作丛书》。胡也频为了支持丁玲创作，将大部分的组稿、校对、跑印厂工作揽过来，好让丁玲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创作。可是，对两个年轻人来说，搞出版比写作要困难得多，经营不到―年，出版社就因债务问题被迫关门。两人的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1930年2月，胡也频不得不独自一人到济南一所中学教书，挣钱还债，丁玲则留在上海创作。两个月后，对爱情执着的丁玲赶到济南，与胡也频共同生活。但因胡也频从事进步活动，济南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两人随即被迫离开济南又回到上海。
　　返回上海不久，两人同时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此后，在革命文学的道路上，丁玲与胡也频携手并进，成绩颇丰。丁玲发表了《年前的一天》、《1930年春上海》，胡也频发表了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同年11月，儿子蒋祖林出生，初为人母的丁玲对生活更加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可就在这时，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降临，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玫瑰般的爱情戛然而止。
　　丁玲与胡也频的爱情生活虽只有短短5年，可对她的一生却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一直激励着她在革命文学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行。
　　
　　结识冯达，爱情之花却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胡也频牺牲两个月后，丁玲将只有5个月的儿子送回湖南老家交给母亲代为抚养，自己则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负责编辑“左联”机关刊物《北斗》。这期间，丁玲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得到了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和帮助。1932年3月，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饭店的一间客房内，举行了丁玲等人的入党仪式。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亲临仪式现场，丁玲的入党介绍人为阳翰笙，一同入党的还有田汉、叶以群等文化界人士。不久，丁玲就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
　　这时，一个神情有些忧悒的年轻人闯进了丁玲的生活。他就是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中共党员冯达。
　　那是1931年初夏的一天，在上海环龙路丁玲的寓所里，来了一位26岁的青年。因为丁玲在文学上的成就，史沫特莱通过冯雪峰的关系，希望与丁玲见个面，于是先派冯达来与丁玲联系。用丁玲的老朋友沈从文的话来说，冯达是一个“白脸青年”，戴着一副眼镜，穿着得体的西服，温文尔雅，不藏不露，气质带着几分忧悒的神情。在丁玲与史沫特莱会面后，冯达经常来看丁玲，两人有着太多的话题：从社会的黑暗、流离失所的灾民，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充满着人道精神的文学作品；从两人的身世、家庭，到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几乎无所不谈。渐渐地，爱情的种子不知不觉地在他们心中发芽。但是，这种爱情与丁玲同胡也频的爱相比，缺少了几分浪漫，多了几份实际和无奈。对于丁玲来说，―个人的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她需要―位生活的伴侣。就这样，在1931年的初冬，两个孤独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生活。
　　新的生活对于丁玲来说没有往日的激情和浪漫。几十年后，丁玲是这样回忆两人最初的生活的：“……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两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平淡无奇，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在白色恐怖下，为了安全和工作的需要，在经历了几次搬家之后，丁玲最后搬到上海北四川路的昆山花园，此处同时也成为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丁玲与冯达的平静生活持续了一年半后，发生了一起当时轰动上海滩的事件，这就是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之所以用绑架而不用逮捕一词，是因为丁玲的住所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按照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国民党政府是不能公然到租界内捕人的，而只能派特务去绑架。
　　事情的起因是：1933年5月13日晚，冯达在回昆山花园时，发现被人跟踪。当时冯达已调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负责《真话报》的编辑，晚上是去看望《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第二天一早，丁玲要到正风文学院的一个文艺小组开会，而冯达担心那两个通迅员是否被捕，想去看一看。临行前两人约定在中午12时前一定要赶回家，如到时一人未回来，另一人必须离开，去设法通知党组织和有关同志。中午11时半，丁玲回到家中，见冯达还没回来，就忙着整理东西，准备12点时冯达没回来就离开。这时，党的文委负责入潘梓年来了，他坐在沙发上，拿起一张报纸看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眼看12点已经到了，但丁玲不好意思催潘梓年走，因为她知道潘梓年难得有如此清闲的时间安安静静地看报纸。下午1时左右，几个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接着冯达和另外两个特务也走进房间，丁玲―切都明白了。潘梓年和丁玲被特务押着上了汽车，随后将丁玲与冯达关在了一起。丁玲痛心地怒斥冯达，冯达解释说他被特务抓住后，以为丁玲过了12点就会离开家，所以才带特务回家。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将丁玲押到南京，秘密软禁起来。由于丁玲在文学上的成就和社会上的影响，国民党当局不敢秘密加害她，也不敢对她公开审判。为了消磨她的斗志，从精神上瓦解她、特务们使出毒辣的一招，强行将她与已叛变了的冯达关在一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丁玲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继续与冯达生活在一起，并于1934年10月生下了女儿蒋祖慧。可是，在生活中软弱的丁玲在政治上却十分坚定，她拒绝了国民党特务的软硬兼施，保持了革命气节，没有出卖自已的同志，也没有泄露党的任何秘密。在看书、写作的同时，丁玲十分想念自己的战友和外面火热的生活。她给叶圣陶写信，同曹靖华联系，通过鲁迅寻找党，而党组织和丁玲的朋友们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她。1936年6月，冯雪峰通过作家张天翼同丁玲取得了联系。9月，在党的帮助下，丁玲秘密地逃离南京，回到了上海。
　　离开了南京的“牢笼”，离开了同她一起生活了5年而又出卖了她的冯达，埋葬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爱情，丁玲像―只飞向自由的小鸟，感到十分欢欣。
　　南京不能呆，上海也不能呆，整个国统区已没有丁玲的立足之地。她唯一的去处，只有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那里。1936年的中秋之夜，在一轮满月之下，乔装改扮的丁玲同聂绀弩一起离开了上海，经西安转赴陕北。一片新的天地，一种崭新的生活正召唤着她。
　　
　　携手陈明，并肩走完人生之旅
　　
　　保安，陕北的一座小城。上海著名女作家的来到，让这里沸腾起来。一个隆重热烈的欢迎会，特地为丁玲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临会场。丁玲与毛泽东都是湖南人，而且她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还是同学，老乡相见，自然十分高兴，浓浓的乡音在窑洞中飘荡。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湖南老乡，对她从大都市到艰苦的苏区来大加赞赏，一个月后，他书赠丁玲《临江仙》词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陕北苏区火热的斗争生活，鼓舞并激励着丁玲，在这里她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去前线采访，组建文艺团体，一部又一部作品如喷泉般奔涌而出，《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文艺在苏区》等产生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新的爱情也悄然降临。
　　1937年8月，为发动全民起来抗战，以抗大第二期的部分学员为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组成，丁玲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准备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临行前，团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宣传股长，名叫陈明。别看陈明当时只有20岁，但已入党一年多，并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陈明年轻、热情、富有朝气，与丁玲初次见面，两人就互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工作中，精明能干的陈明成了丁玲的得力助手。做群众工作，陈明能编能导能演，他到哪儿就把欢乐和歌声带到了哪儿。丁玲作为战地服务团的领导和老大姐，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平常的生活中，都起着主心骨的作用，她像关心小弟弟―样关心着陈明。一次，陈明胃痛，丁玲忙前忙后地张罗照顾他，找来止痛药给他服下。工作之余，陈明总喜欢同丁玲谈心，听丁玲讲她丰富的阅历，谈她笔下的典型人物。而丁玲则欢喜陈明的年轻、热情和朝气。慢慢地，两颗心萌生了爱的种子。
　　1938年夏，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随后陈明调到烽火剧团当团长，丁玲则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与艾思奇一起主持日常工作。烽火剧团常到各地演出，丁玲与陈明平常就靠书信往来交流感情。一来二去，书信多了，外面也就知道了两人的关系了。由于丁玲比陈明大十多岁，又是著名女作家，两人的交往立即在延安文艺界引起议论，而且焦点集中在陈明身上，甚至有人讥笑陈明为“小丈夫”。
　　在舆论的压力下，年轻的陈明退缩了。在痛苦和彷徨中，陈明和剧团的一个女演员谈起恋爱，并很快结了婚。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解脱心中的痛苦，可丁玲的影子却牢牢地占据着他的心灵，怎么也抹不掉，痛苦反而更加深了。丁玲则一面用老大姐的胸怀祝福新人，一面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然而，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从开始起就注定了失败，在经过了一段平淡、乏味的生活之后，陈明与妻子平静地分手了。1942年春节，经组织批准，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结婚，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对丁玲与陈明的婚姻，朋友中有人不理解，有人不赞成，但更多的是衷心的祝愿。他们从这几年来两人关系的曲折发展，看到了两人爱情的坚实基础，相信这种爱情能够经受任何风雨的考验。
　　从丁玲与陈明携手走进那一间属于自己的窑洞开始，直到1986年春丁玲辞世，他们两人共同生活了44年。这44年中，他们有过事业上的辉煌，也有过政治上的灾难，可他们怀着一颗平常心携手并进，一起走过从不后悔。正是有了陈明一直站在背后坚定地支持，丁玲的文学创作事业才进入―个新的发展阶段。她的小说、散文、杂文、剧本接连问世，特别是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为她的代表作，蜚声世界文坛。全国解放后，丁玲先后担任了全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职。陈明则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剧本创作。
　　但从1954年起，文艺界政治运动中“左”的横行开始影响到丁玲。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中，由于《文艺报》一开始不肯登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受到批评。尽管丁玲此时已离开《文艺报》，但她仍因此也受到了批评。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中，丁玲与《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的反右斗争，丁玲又被打成“右派”和“叛徒”，开除党籍，撤销原职务，取消原级别，在全国的报刊上遭受批判。
　　灾难降临在丁玲的头上，同时也在考验着陈明，考验着他们的爱情。陈明深爱着丁玲，也了解丁玲，他相信丁玲决不会反党，也决不会是什么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他支持丁玲向党组织申诉，帮助丁玲修改申诉材料。丁玲被打成“右派”后，陈明因为为丁玲申辩，也被划成“右派”’，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取消级别，并随国务院系统的“右派”下放到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监督劳动。按照当时组织上的处理决定，丁玲本可以留在北京，但同样深爱着陈明的她，毅然放弃了城市生活，主动提出也去北大荒。就这样，―对相爱笃深、相依为命的“右派”夫妇，一起来到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在农垦部长王震将军的关怀下，他们在北大荒的汤原农场安家落户。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与陈明在北大荒整整生活了12年。12年中，他们相扶相持、共度艰难，忠贞的爱情在岁月的磨难中得到考验与升华。1970年5月，夫妇二人又被押到北京秦城监狱，分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直至1975年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才被释放出狱。此后，他们被遣送至山西长治市郊区嶂头村定居。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回到北京，丁玲被摘掉“右派”帽子，开始参加社会活动。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再次肯定她半个多世纪来的革命生涯，重申她是―个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与此同时，陈明的错案也得到了纠正，恢复了政治名誉。
　　1985年7月，丁玲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战斗生活过的河北蔚县桑干河强烈地呼唤着使这条河闻名于世的她，离开了这块火热土地和亲爱的父老乡亲近40年的丁玲计划和陈明一起重访故地，去回味那往日的情怀，去感受那崭新的生活。但由于严重的糖尿病，丁玲未能成行。不久，她因左腿神经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1986年初，丁玲的病情加重，气管炎发作，多次出现急性心力衰竭，呼吸困难。在丁玲生命垂危的日子里，陈明日夜守护在身边，陪伴着她，一起度过那最后的时刻。夜深人静时，守候在病床边的陈明听着丁玲沉重、困难的呼吸声，看着她苍苍白发下清癯的面容，回想起他们共同走过的人生旅程，心中半是欣慰，半是酸楚。他们共同的生活，有过欢乐，也有过痛苦，但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他们始终在―起迎接人生挑战，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时间和生活的考验。
　　1986年3月4日，丁玲停止了呼吸，那颗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丁玲留给陈明的最后两句话是：“死，原来也这样难。”“亲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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