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楚雄遇难尘封40年谜案 宁陕毛楚雄三烈士

　　毛楚雄，毛泽覃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子，1927年生于长沙，1945年8月参加新四军，1946年6月29日参加中原突围，随三五九旅自湖北大捂县宣化店出发，经湖北、河南等地到达陕南。8月，随张文津、吴祖贻赴西安与国民党谈判，途径宁陕县江口，被国民党胡宗南部杀害，时年19岁。然而多年来，当年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一直谜团重重。1984年初，中原部队和谈代表被害案联合调查组成立。调查组成员跋山涉水，深入城乡走访各有关当事人近千人次，召开各类座谈会数百场次，查阅档案史料数千卷册，经过近两年艰苦深入的调查，终于揭开了――
　　
　　迷案缘起镇安县，为和谈赴西安“鸿门宴”
　　
　　1946年夏，蒋介石一再破坏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和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及第三十二执行小组调停的一系列协议，先后调集30多万兵力，构筑6000余座碉堡，妄图围歼我中原军区6万余指战员。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分4路悍然对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晚，我中原军区主力按照党中央预先批准的计划，秘密、神速、巧妙地行动，出敌不意，从宣化店分路实施突围。
　　当我北路突围部队殊死冲破敌人3次包围，大踏步进军在豫西南平原时，国民党发言人反诬我中原部队是进攻。为此，在7月7目的突围西进战斗中，李先念司令员发表声明，在列举国民党违反和平协议和向我中原部队进攻的大量事实后，再次重申了中原部队的和平诚意，并要求军调部驻武汉第九小组及宣化店第三十二小组立即赶赴前线，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一切冲袭及“追击”、“堵截”、“清剿”等行动。
　　但国民党军对声明置若罔闻，继续大肆围剿我中原突围部队。直到我军渡过唐河、白河和丹江后，国民党军见企图围歼我军于丹江一带的计划落空，才不得不于7月15日让第九执行小组与三十二执行小组相继给李先念投下两封信，声称：务请李先念司令员接到此信后与第九执行小组代表取得联络，并派全权负责之高级官员前住会谈，为“和平”作最后努力。为分散敌人追堵兵力，北路突围部队此时已兵分两路向西挺进。由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十三旅、十五旅四十五团为左路，经南化塘、漫川关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由王震率三五九旅、干部旅为右路，取道荆紫关、山阳向镇安、柞水前进。他们决定一边突围，一边伺机派出和谈代表。
　　就在我中原部队疾驰在西进突围的路上时，国民党方面又授意军调部两个执行小组接连投下第三函和第四函。在7月21日下午用飞机向我军投下的第四函声称：“此次为和平最后一次尝试，如24日仍不能与贵司令代表取得联络时，则第九执行小组及三十二小组于25日赴西安，3日后，即赴北平请示。”
　　针对国民党一再玩弄两面手法，王震将军在率部攻克镇安县城后，为了表示我军的和谈诚意，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一面电告李先念等同志和党中央，一面奉命派随右路部队行动的军调部汉口第九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张文津(干部旅旅长，对国民党公开身份是我军上校参谋)、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原鄂豫边区党委民运部长，此次作为张文津的译员，改名吴毅)、毛楚雄(中原军区干部，此次作为张文津的警卫员，改名李信生)3同志为中原解放军谈判代表，赴西安进行谈判。
　　不料，3人在途中却被国民党军队无理扣押，王震得悉后即刻电告中央。为此，时在南京的周恩来和在北平军调部的我方委员叶剑英，分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8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蒋方阻我与第九小组联络，李先念将军代表被扣》的醒目标题，在头版刊登新华社消息公开揭露。中共在国统区的公开报纸《新华日报》，也于8月23日以《李先念将军代表被胡宗南部扣押，中共代表团向国方抗议》为题，刊登了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李先念将军代表张文津等三人，日前由驻地赶赴西安与第九执行小组商洽具体执行老河口临时协议，讵料行经镇安县之地区时，突被国方胡宗南部扣押，迄今生死不明。国方此举为欲隔绝李先念部与第九小组之联络，以便破坏中原停战协议，实行其追击与歼灭中原部队的计划。”但国民党对此矢口否认。
　　数十年来，张文津、毛楚雄等3人一直下落不明，成了悬在中共历史上一个迟迟解读不了的迷案。现在，解读迷案的重任又沉甸甸地压在了联合调查组肩上。
　　接受任务后，调查组立即前往迷案的发端地陕西省镇安县。经紧张的内查外调，终于查清王震率右路部队撤出镇安县城后，是在1946年8月7日西进行经镇安县杨泗乡杨泗庙地区时，派张文津、毛楚雄等一行离开部队，公开去西安谈判的。因此，关键是要查清8月7日以后他们的行踪，这才是揭开迷案的关键所在。
　　
　　石灰窑中的三具奇怪男尸，令历史迷案更显扑朔迷离
　　
　　在中共镇安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调查组对王震所部在镇安县的小股人员活动隋况及其牺牲人员的地点进行了大规模普查。其中，镇安县文家乡朱家沟一座石灰窑里的3具无名男尸的情况成为最重要的新线索。
　　调查组围绕石灰窑谋杀案深入调访，终于查明了几个杀人凶手。然而，凶手殷克明、陈尤均已分别于1951年、1953年被镇压，另一凶手汪功富也于解放初畏罪自杀。至于3具男尸的身份，仍然是个历史迷案。
　　经查镇安县解放初期的镇反档案，当年殷克明、陈尤均是这样交待的：1946年8月初。他们奉胡宗南之命与新四军打反动仗，并配合胡宗南部队搜捕新四军的零星突围人员。8月9日晚上，卸任保长殷克明和保丁詹贤孝在文家庙农民张吉贵、杜明月家发现了几名操南方口音的陌生人，便前来盘问。当时，有3个男子住在一农户家中，其中两个中年人，一个青年人；另有一户住有一男一女，像是一对中年夫妇，两人自称是远道而来找儿子的，并说不认识另外3个男子，只是上午路遇结伴而行。殷克明等怀疑他们是新四军，且猜测他们携有财物，便密谋暗杀。10日上午，殷克明和副保长陈尤均及保丁詹贤孝、汪功富随数十名反动武装前往朱家沟的小沟口堵截。待那5人进入小沟口埋伏圈，殷克明率反动武装蜂拥而上，将其团团围住。那5人虽奋力抗争，终因寡不敌众而被强行蒙头捆绑。随即，殷克明等将5人随身所带财物洗劫一空，并即刻将他们秘密处死。其中，2人被推到路边砍死，3人被拖入附近的石灰窑里活埋。
　　再调访文家庙农民张吉贵、杜明月的两户家人，他们回忆说，因过路人只在家里住了一晚，又事隔几十年，故印象很浅。只依稀记得他们彼此称呼老张、老吴，是从杨泗庙方向匆匆赶来的。
　　调查组立即以文家乡和杨泗庙地区为中心，在方圆一二百里范围内发动群众，海底捞针。不久，线索不断浮出。先是文家乡盈丰村农民牛贤学家人回忆，大约是在1946年8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有5个人在他家吃过午饭，又问了北上的路后，便匆匆往朱家沟方向赶去。杨泗庙一 带的泰山庙农民谭启仁家人也反映，就在1946年8月上旬，新四军大部队开拔后，有5个新四军在他家换了便衣，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记得那个领头模样的好像姓张，年轻人模样的他们称呼小李，换了便装后，便往西北方向赶路了。
　　调查组的同志喜出望外，即刻兵分几路深入调查。其中一路围绕王震右路部队8月3日撤出镇安县城至8月中旬的活动情况，排出时间表和路线图，以进一步寻找确凿证据。
　　经过深入细致地排查，1946年8月7日这天的情况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当天，王震率三五九旅主力离镇安县杨泗庙向宁陕方向挺进。当时，除张文津一行携带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从杨泗庙出发，公开去西安谈判外，还有一批干部从杨泗庙离队，化装奔赴延安，其中有中原局组织部副部长、干部旅政委张成台等。
　　在对王震所部当年8月的行踪进行详细调访分析的同时，调查组又对分散突围的干部旅各类人员的转移情况和结局进行了详查，发现除多数胜利归队少数遇难但有确切下落外，唯有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和干部旅政委张成台分别所率的两股人员下落不明。初步断定，文家乡朱家沟遇难的几位烈士很可能是张文津一行或张成台一行。但要最后确定其身份，还应有待于扎实的证据。
　　就在事关案情定性的关键时刻，外调人员的排查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他们于大海捞针中找到了1946年冬曾处理过在朱家沟杀害中原部队零散突围人员部分凶手的陈永寿同志。
　　中原突围时，陈永寿是中原军区十五旅四十五团三营营长。1946年农历10月上旬的一天，部队转战到镇安县穆王坪，宿营在穆王街上。下午，一个40多岁穿着破棉袄，扛着扁担的当地农民来到团部门口，问站岗的战士：“你们是啥部队?”战士回答：“是新四军。”那人又问：“你们首长是谁?”恰在这时，陈永寿布置完警戒回来，便问：“老乡，你找谁?”那人说：“我找你们首长反映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又说，“我认识你们司令孙光，他以前在我们那儿打过游击。”孙永寿看这位老乡忠厚老实，就把他领到了分区副司令员孙光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庆柳的住处。那人见到孙光后，非常激动，真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热情问候之后，那人就急切地反映起情况来，说1946年8月上旬的一天，他因事路过朱家沟的小沟口时，目睹了一场谋杀新四军掉队人员的惨案。几十个反动武装正在朱家沟的小沟口拦截4男1女。经过一番搏斗，穿当地农民服装的4男1女寡不敌众，被凶狠的匪徒绳捆索绑，抢走了所带的金条、银元和钱等财物。之后，又被连拖带拉地弄到附近的石灰窑。途中，两人拼命反抗，被当场用斧子砍死，其余3人被推人石灰窑活埋。遇难时，5人均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这位农民见状不敢前行，躲在河对面的山坡上看了个清清楚楚。
　　听了老乡的反映，大家都非常气愤，孙光拍着桌子吼道：“这个仇非报不可!”
　　送走老乡，孙光就给陈永寿下达了任务，命令他于当夜两点钟出发，带领三营七连先行，赶拂晓前到文家庙，捉拿凶手，为烈士报仇，主力部队随后赶到。
　　这天晚上，呼啸的北风裹着漫天大雪整整下了大半夜。夜里两点多钟，陈永寿带领七连战士，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从穆王坪出发，于黎明时分到达文家庙。这时，天刚蒙蒙亮，沉睡的山庄死一般寂静。部队迅速分成9个战斗小组，包围了这里的3个大院子。
　　在当地群众的指引下，陈永寿带领几个战士首先冲进敌保长范德先家。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接连抓获了参与杀害我新四军的6名凶手，而其他几名凶手此时已闻风而逃。接着，七连又追回了部分被凶手抢去的财物。
　　近中午时，孙光带领主力部队来到文家庙，立即对凶手进行了审讯。凶手交待，5个新四军在文家庙休息时，是庙里和尚刘利山发现并报告给保长范德先的。范德先派卸任保长殷克明及保丁詹贤孝等前去盘问，并安排反动武装在西去延安的必经之路朱家沟设伏截杀。审讯后，和尚刘利山吓得口吐白沫，昏厥而亡；范德先、詹贤孝、殷老七等凶手被就地正法。后来，逃跑的那几个凶于也在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虽然陈永寿及其知情人并不知道我军这5个被害人员的姓名和身份，但从他们提供的线索看，调查组认为，被害人系张文津一行的可能性不大。1946年8月7日，王震率三五九旅西进行经镇安县杨泗庙地区的泰山庙，有一批干部旅的干部化装赴延安。其中一行5人的有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副部长、干部旅政委张成台，中原军区后勤部供给部长吴先元，原鄂豫边区党委副秘书长李其祥，吴先元的爱人阌汉清以及一位路遇却不知姓名的青年干部。文家庙朱家沟被害的5位同志情况与他们十分相似，从他们身上被反动武装所抢的金条、银元和钱等财物来看，与吴先元的供给部长身份很吻合。而张文津一行是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的，显然不可能携带金条、银元等大量财物。但也有一些老同志怀疑，此青年干部就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历史迷案至此更加扑朔迷离。
　　
　　走访王震将军得启示，宁陕、边界查证神秘骨骸
　　
　　联合调查组一时陷入了困境。
　　为确认该青年是否为毛楚雄，调查组派人专程拜访了王震将军。王震说，李先念同志1951年曾指出：“张、吴被国民党杀害是事实。”虽然没提及毛楚雄，但可以肯定毛楚雄是跟张文津从镇安县杨泗庙离队赴西安参加与国民党谈判的，而不是像“文革”时期有人说的毛楚雄是行军途中掉队被敌人杀害的。王老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深回忆之中：
　　1946年，中原军区北部突围部队全部渡过丹江，使蒋介石要将我中原部队歼灭在江北的计划彻底破产。7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队的光荣战略任务。因此，我中原军队全部应遵中央电文在鄂、豫、皖、川、陕5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16日，中原局在淅川县王窑的一个树林里召开会议，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在敌后创建根据地问题。这是王震在突围路上最后参加的一次中原局会议。
　　会议快结束时，军区政治部机关干部毛泽普领来一个小战士，向李先念和王震报告：“我就要下团队，上前线了，那地方不安全，小毛怎么办?”
　　王震说：“让小毛跟我走!”
　　小毛即毛楚雄，毛泽覃烈士的遗孤。他生下不到6个月就跟妈妈周文楠被捕入狱，后因妈妈病重，他被抱出送到外婆家。1945年9月，王震率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湖南，受毛泽东之托，通过地下党把烈士遗孤接到部队，编在教导团第四连，到中原军区后在宣传队作宣传员，以后又和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王震的侄子王平到司令部学习发电报，由其堂叔毛泽普负责照管。
　　三五九旅战斗力强，跟王震走相对安全，李先念也表示同意。王震吩咐警卫员 黄英成找来一匹马和一支枪，交给毛楚雄。此后，王震将军身后便常跟着彪形大汉黄英成和聪明精干的毛楚雄。小毛几次提出要去打仗，但将军说啥也不答应。
　　8月7日，中原军区决定派张文津带译员吴祖贻前往西安谈判。王震考虑到部队要留在这里分散游击，创建根据地，此行比打仗安全，遂决定毛楚雄作为警卫员随去谈判(化名李信生)，到西安后即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把毛楚雄送往延安。
　　谁知，张文津一行3人携带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后，便一去杳无音讯。
　　中原军区和谈代表被害，是国共两党斗争中的一起重要事件。由于敌人的欺骗和年代久远，张文津、毛楚雄等牺牲的地点众说纷纭，有的说在鄂陕边，有的说在陕南，莫衷一是。“文革”中，有人颠倒黑白，借此诬陷王震将军。实际上，在部队的一年间，对毛楚雄最关心的莫过于王震将军。
　　临别时，王震将军深情地叮咛调查组的同志：一定要找到小毛的遗骨，一定要把小毛他们牺牲的真相搞清楚。否则，真无法向毛主席和毛泽覃的在天之灵交侍。尤其是近年来，小毛他们临别时的情景常常在我眼前浮现：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穿着灰布军装，牵着两匹战马，朝着枪声最激烈的地方疾驰而去。
　　王震在他们身后大声叮咛着：“小心，注意安全!”
　　小毛回过头来，对王震将军调皮地挥了挥手中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旗帜，故意拉长声音回答：“放心吧，越是有敌人的地方越是安全……”
　　调查组负责人的眼前一下闪起了一道亮光。随即，一张大网撒向了陕南镇安、柞水、宁陕3县在1946年8月驻有国民党军队的所有要道、关卡、城镇和村庄。
　　调查组相继对3县相关地方进行了普查调访，并召开了上千个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在对大量线索进行筛选时，宁陕县东江口镇一堆神秘人骨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
　　这堆神秘人骨是1976年东江口镇的江口搬运社于旬河岸边建房挖地基时发现的。当时负责基建的孟洪请农民谢满银将人骨拾起掩埋到别的地方，生产队长丁祥录便与其一起将挖出的人骨埋到了自家嘴胡医士3棵核桃树下的坡地里。
　　调查组立即驱车赶往宁陕县东江口镇。经实地勘察，发现人骨的地点为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白坎下旬河旁，这里解放前为旬河岸边的荒野河滩，1976年江口搬运社在此建房。
　　为了查清这堆人骨的来龙去脉，调查组在东江口镇召集了老居民和曾任国民党乡保人员座谈会，并走访了各界群众。
　　曾任国民党政权副乡长的邓耀俊及民团成员石友成提供了一些新的情况。邓耀俊曾听老同学、防空哨长唐进玉说：“共产党、新四军派的和谈代表到西安同国军谈判，国军叫乡长石星一和我们几十人把他们活埋在城隍庙背后了。”邓耀俊说，他对此事记得清清楚楚。石友成对1946年夏天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二旅旅部和六十一师一八一团驻扎东江口的情况记得也十分清楚：团长姓岑，住在张文堂家，两个连住在上街学校，两个连住在盐店街后面，周围有5座炮楼。一天，从河坪方向来了4个人，其中3个人身穿灰布军装，两个骑着马，说是共产党王震部队派的和谈代表；另一个穿着便衣的老百姓，说是他们在月河乡请的向导。岑团长带人到魁星楼亲自鼓掌迎接。没过两天，听说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已到西安去了，他便对江口区区长姜捷三说：“这下好了，谈判成了，就不会再打仗了。”姜捷三说：“和谈个屁!”随即用手向下一劈，示意被杀掉了。石友成曾很疑惑城隍庙后沙坝里埋了三四个人的河滩，还问过唐进玉那里埋的是啥人，唐进玉悄悄对他说：“是新四军。”
　　石友成还领调查人员核对了埋人的原地点，即搬运社的建房处，与邓耀俊提供的地点一致。
　　
　　在尘封的历史档案中取证，揭开谜案神秘面纱
　　
　　解放战争后期，胡宗南的部队被解放大军风扫残云般地消灭在了四川广袤的大地上。为了弄清那堆神秘人骨的真实身份和死亡内幕，调查组决定从当年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和六十一师一八一团那些参与暗杀的刽子手们身上寻找答案。
　　一下飞机，调查组成员便钻进了四川省各级公安部门、党史军史部门、档案部门以及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浩瀚历史卷宗中。
　　终于，调查组查清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姓岑的团长叫岑运应。然而，对于岑运应的下落却有许多种说法：有的说他战死，有的说他被俘，还有的说他在云南随国民党残匪逃往缅甸了。但几种说法都没有第一人证。
　　就在调查组近乎绝望时，他们又查到了西南军法处的近千份档案。据原西南军区军法处1953年5月20日法字第0202号对罪犯韩清雅的刑事判决书中称：“该犯1946年在胡宗南部队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指导员任内，在陕西省宁陕县参与秘密杀害我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等3人。”
　　另据韩清雅在“审查表”中的口供和曾任胡宗南部队六十一师一八一团营长的邹寿珊提供的旁证：1946年8月，一八一团驻防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该团四连连长李清润于8月10日发现了3个穿布军装的新四军，其中两个中年人骑着高头战马，有一个人的军衔为上校，步行的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持枪警卫，一个青年农民前边带路。3个军人均为南方口音，青年农民系陕南口音，据称是镇安县杨泗乡给新四军带路的向导。李清润将其一行数人扣留后，知其系王震部队派来和谈的代表，不敢怠慢，遂交团部，临行时，李清润还习惯性地给那个上校行了个军礼，诚慌诚恐地说：“长官请，我们岑团长正带人在江口魁星楼列队迎接呢。”上校微笑着还了礼。岑团长在魁星楼带人鼓掌欢迎后，便将和谈代表迎往团部，由少校团指导员韩清雅审讯。那中年上校鑫出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和国民党方面给李先念将军的数封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和谈的邀请信函。从证件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位中年上校是军调部汉口第九执行小组的新四军方面代表，姓张，名文津，上校高级参谋身份。
　　韩清雅向岑运应汇报后，岑运应即发电报向胡宗南请示。胡宗南遂密告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不愿意看到掌握事实真相的新四军和谈代表从沙场上出现在西安的谈判桌上，便密令胡宗南“迅速解决”。由于一直没有张文津等和谈代表以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反馈过来的消息，王震估计3位代表被国民党扣押，即报中央“设法营救”。我南京、北平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胡宗南一面矢口否认见到我和谈代表，一面电令一八一团将和谈代表“就地秘密处决”。
　　1946年8月10日晚，岑运应按胡宗南电令，命四连连长李清润负责执行“就地秘密处决”的命令。李清润遂叫来当局江口区乡政权方面几个地方官员，在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石坎下旬河旁的河滩里挖了几个坑，当夜秘密将3个和谈代表和1个农民向导活埋。不久，一八一团就离开东江口镇，开往别处追剿中原突围部队去了。
　　联合调查组经再一次实地查证和公安部门技术鉴定，验证1953年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刑的原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一八一团少校指导员韩清雅的档案材料所述与邓耀俊、石友成提供的时间、地点、情况及细节和张文津、吴祖眙、毛楚雄及领路农民的被害情况基本相吻合。之后，又经中共镇安县委党史办于1987年8月查实，谋杀和谈代表一案中的领路农民系镇安县杨泗乡刚参军的新战士肖善义。
　　尘封40年的历史迷案，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984年12月4日，联合调查组与中共宁陕县委党史办和县民政局有关人员，到江口协同区、乡采取临时性措施，对烈士的遗骨加以保护，同时连夜在宁陕县城向上级起草了《关于张文津等遇害情况的调查报告》。12月8日，联合调查组又于镇安县城向上级起草了《关于张成台等遇害情况的调查报告》，并申明：“现在，确凿事实证明，毛楚雄是随中原部队和谈代表去西安途中，被敌杀害于宁陕县东江口镇。过去的疑点可以消除。”
　　1985年1月，联合调查组经进一步修改，又重新写出了《关于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3烈士遇害情况的调查报告》，呈报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审定。
　　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审阅后公开表示：“调查清楚。”为了悼念献身革命的沙场未归人，李先念主席于6月18日题词：“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烈士永垂不朽!”7月，又亲笔撰写了《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一文，发表在8月1目的《湖北日报》上。9月1日又专门发表了《向革命烈士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一文。
　　毛楚雄死因的查清，也了却了王震将军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当调查组前往哈尔滨调访毛楚雄烈士的母亲周文楠时，老人失声痛哭。她在提供了毛泽东对毛楚雄烈士的评价后，又饱含慈母之情写下了《雄儿，妈妈想念你》的纪念文章。
　　烈士们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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