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人品低劣 [第一个采访丁玲]

发布时间:2019-03-17 02:43:59 来源: 法律文本 点击:

  在中国的文坛上,丁玲的名字始终是那么显赫。不论她如何身处逆境,历经磨难,她的才华横溢,她的耿直正义,都一直为人们所仰慕。她对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贡献,永远彪炳中华文化史册。
  
  丁玲,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幼年丧父,4岁便跟着当小学教员的母亲辗转漂泊,深受母亲反抗封建礼教、主张妇女独立自强思想的熏陶。五四运动爆发时,她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读书,积极参加当地的进步活动,后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和岳云中学。1922年初到上海,就读于平民女子学校。1924年春到北京大学等校旁听文学课。1927年12月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翌年2月又发表著名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女作家。1930年,丁玲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力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创作活动。1948年她写成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后来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丁玲文学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了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活动时间长、影响大的著名女作家。在1955年、1957年的政治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丁玲受到迫害,多年被关押。1975年被释放,安排在山西省长治市郊区的老顶山公社嶂头大队“养老”,每月给80元生活费。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7月,丁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此后,在太行山下的这个普通村子里,丁玲得知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便着手写材料陈诉冤情。1978年4月和12月,材料分别送到了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特别是胡耀邦的重视和关注。
  1979年元旦过后不久,经中央组织部同意,丁玲和爱人陈明终于从山西回到了北京。丁玲一边治病,一边等候组织上平反的消息。我和丁玲并不认识,但我很早之前就读过她写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加之她又是我们湖南籍的一代文豪,心中对她十分敬重。我打听到了丁玲回北京的消息,就在这一年的5月底和我的同事林燕南一起,到北京友谊宾馆丁玲、陈明临时的住所采访他们。
  这是丁玲有了落实政策的消息回北京后接待的第一个记者采访。也许是第一个的缘故,我们一见面十分亲切,丁玲笑容满面,和陈明一起把我们引进客厅。从门厅到客厅短短的一段距离,他们俩人拉着手,是那样的亲切、自然。这对恩爱夫妻在饱经十年“文革”的煎熬之后,看到粉碎“四人帮”,党和政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他们的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喜悦之情。至今,丁玲那一张笑脸上的乐观和自信,依然如在眼前。陈明给我们倒上了一杯茶水,热情地让我们坐下。谈话也就从这时开始了。
  我那时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我们带着录音机,一边对丁玲进行访谈,一边录音。话题首先是从北大荒的故事开始的。
  由于丁玲和陈明在反右斗争中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3月和6月,陈明、丁玲先后被送到北大荒接受监督,进行改造。丁玲对我们说:到了北大荒,她被安排在畜牧队劳动,每天清早4点钟就起来剁鸡食,一干就到上午9点,有时手腕都酸痛得连右胳膊都抬不起来,但她并不感到苦和累。陈明在生产队里劳动,干活处处抢在前面。他们俩和当地群众的关系相处得都很好,大家从不把他们当“右派”看。加上夫妻俩在一起相互关心、照应,生活虽然清苦却很舒坦,他们甚至把在北大荒住的小房子比作是北京的住地“多福巷”。1964年,中宣部通知丁玲和陈明可以回北京工作,而他们竟然舍不得离开。没想到错过这个机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丁玲、陈明又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被关进“牛棚”。讲起这段经历,丁玲对我们说,当时有些好心人怕他们在“文革”中挨斗,劝她改个名字,丁玲回答说:“我光明磊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讲到这里,我看到了丁玲那刚毅的神情。这就是丁玲!
  
  我怕他们二位说起这段伤心的事太影响情绪和身体,就把话题转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我问丁玲对此有什么想法。她用略带湘音的坚定语气回答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任何时候我都坚信党,坚信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不论遇到什么挫折,我都无怨无悔。现在党中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老同志、老干部,我们党、我们国家更有希望了。我从心里感到高兴。”此时,丁玲、陈明已经“心中有数”,他们相信自己不久会得到组织上的彻底平反,现在只是在北京静候佳音。我们两个年轻的记者,同样也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祝他们早日如愿以偿。
  丁玲作为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在采访中我们自然要问到她的创作情况和打算。说到这里,丁玲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我现在终于能够自由写作了!”她向我们一一介绍自己的创作情况和计划:正在写《杜晚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丁玲心里始终放不下她那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是她20多年前就开始构思和创作的一部作品,因种种政治原因而辍笔了,她表示一定要把这部作品写出来。
  由于长期经受政治风浪和艰苦生活的折磨,丁玲的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回到北京时,腰椎的剧烈疼痛,使她无法坐在椅子上写作,但她依然以顽强的毅力笔耕不辍。说到丁玲不顾病痛坚持写作的事,在一旁的陈明马上拿出他为丁玲精心设计制作的一块写字板给我们看。陈明得意地向我们介绍说,丁玲腰椎不好,疼痛起来时坐在椅子上实在困难。于是,他就找来了一块比课桌面略小一点的胶合板,在板子的两边拴上宽带子,丁玲要写作时,就把带子套在她的脖子上,吊着这块胶合板,丁玲就可以站着以板子为书桌写稿子了。我仔细端详着这块特殊的胶合板,丁玲和陈明怕我们体会不到这块板子的用途,便由陈明当场把写字板吊在丁玲的脖子上,丁玲一笔一画地写字给我们看。此时,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互相对视着都笑开了,我们也跟着笑起来。
  这次采访进行了一个小时,丁玲因患病脸色有些苍白,但始终精神饱满,笑容满面,还不时地拽拽她身上穿的那件灰色涤卡外衣,拢拢头发,透出她那一贯的清爽和干练。我们把这次采访制作成了一篇录音报道,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都生活”节目中播出。节目的大部分都是丁玲的讲话实况,播出后,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十分遗憾的是,前些日子当我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询问这个节目录音带是否还保留的时候,电台回答说由于台里的节目量太大,加上相隔时间太久,原来的录音磁带已无法保存下来。要是这个节目的录音带还有的话,我一定会把丁玲的讲话全部整理出来,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这次对丁玲的采访,令我们终身难忘。本来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在丁玲、陈明回北京后是否已有记者采访过他们,但陈明是见证人,他说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是头一个采访丁玲的。在这次采访之后,我和丁玲、陈明家里一直保持着联系。丁玲1986年3月4日不幸病逝,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丁玲曾经工作生活过10多年的北大荒,沉浸在对这位为黑土地流过血汗的老作家的无限哀思之中,在丁玲的追悼仪式上,北大荒人敬献了一面写着“丁玲不死”4个大字的红旗。“丁玲不死”,这不也正代表了我心中对丁玲的敬仰吗!
  这些年来,每每碰到陈明,他总是要对我说这句话:“你是第一个采访丁玲的。”他还提到,1979年丁玲写的《“七一”有感》正是那次采访谈话的结果。《“七一”有感》发表在这年7月1日的《北京日报》上。我谨抄录这篇文章的一段话:
  “二十一年了,我被撵出了党,我离开了母亲,我成了一个孤儿!但,我不是孤儿,四处有党的声音,党的光辉,我可以听到,看到,体会到。我就这样点点滴滴默默地吮吸着党的奶汁,我仍然受到党的哺养,党的教导,我更亲近了党,我没有殒殁,我还在生长。二十一年了,我失去了政治地位,但我更亲近了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给我以温暖,以他们的纯朴、勤劳、无私来启发我,使我相信人类,使我更爱人民,使我全心全意,以能为他们服务为幸福。今天,我再生了,我新生了。我充满喜悦的心情回到党的怀抱,我饱含战斗的激情,回到党的行列。党啊!母亲,我回来了!”
  丁玲这番发自肺腑的话,至今读来依然令我深受教育,令我感奋不已。
  近30年过去了,如今,在我的书架上,珍藏着陈明亲笔签名送给我的《书语――丁玲陈明爱情书简》、《左右说丁玲》等书籍。同时,在我的心中,也珍藏着29年前在友谊宾馆采访丁玲、陈明的那次无法忘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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